新課程教育

『壹』 《新課程》雜志是正規的嗎

是正規的雜志。

《新課程》雜志是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山西省新聞出版局主管，由山西出版集團主辦、北京師范大學科學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協辦的教育類學術期刊。本刊系山西省一級、國家二級期刊，主要圍繞教學改革和實踐方面的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是一份教育工作者教育教學的指導刊物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研究刊物。

(1)新課程教育擴展閱讀

辦刊宗旨

本刊遵循「傳播新理念、交流新經驗、推廣新方法、促進新發展」的方針，旨在全面提高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教學理論水平、人文素養，開拓視野。

主要欄目

理論創新、高教前沿、教學實踐、和諧校園、教育研究、新視角、 熱點聚焦

投稿須知

來搞要求

文稿應資料可靠、數據准確、書寫規范。因本刊來稿量大，編輯日常工作繁忙，未採用的稿件本刊均不予回復。所有來稿在1個月內未收到稿件採用通知，請作者轉投其他雜志。

文稿應具有創造性、科學性、實用性。應立意新穎、論據充分、數據可靠，文責自負，文字要精煉，大學教師撰寫論文每篇3000字，中學教師論文以2000字左右為宜。

論文格式一般要包括：題目、作者及單位、郵編、內容摘要、關鍵詞、正文、注釋及參考文獻，稿件盡量不用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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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在新課程背景下教育評價的根本目的是什麼

教育評價主要是為了促進教育質量的發展。
這也是教學得到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叄』 新課程理念有哪些

新課程教學理念有科學性、先進性以及學習理念、學習方式、人生觀、價值觀、認識觀等的不斷變化。

傳統的教學為老師講學生聽，這樣不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教出的學生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因此，如何「創設有利於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課程實施環境，提高學生自主學習、合作交流以及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滿足不同發展潛能學生的不同需求，給與學生選擇的空間，以最終實現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是高中新課改的重要任務。

面對這一艱巨任務，根據學生的心理發展規律，建立和形成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探究式學習方式，從學生的現實生活的經歷與體驗出發，通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發現新問題」的學習過程，提高學生學習地理的興趣，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

探究性學習從根本上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式，也要求教師必須改變原來灌輸式講授的教學方式。

拓展資料：

課程標准在教學內容、學習方式、課堂模式等多方面都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當然也要進行教學評價的改革。

因此，課程標准把「建立學習結果與學習過程並重的評價機制」作為一個基本理念，著重強調在對學習評價時，既要關注學習結果，也要關注學習過程，以及情感、態度、行為的變化，評價的目標要多元化、手段多樣化。

新評價理念的提出，要求各級教育部門及個人，尤其是教師要徹底改變以前不科學的評價觀念，以實際行動落實新課程標準的評價要求，隨著新課程的實施，學校教育在教學內容、學習方式。學習環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變，作為學生學習活動的參與者、組織者、引導者的教師，評價時必須做到在重視結果的同時又重視過程。不能求全，只要學生在某一方面有進步的表現，盡管每個學生的表現不盡相同，也應認為他的學習是有收獲的，是成功的。

『肆』 新課程倡導什麼樣的教學觀

1、教學從「教育者為中心」轉向「學習者為中心」

(1)鼓勵學生參與教學。

(2)創設智力操作活動內。

(3)教給學生思維的方法容並加強訓練

2、教學從「教會學生知識」轉向「教會學生學習」

(1)知道學生掌握基本的學習過程

(2)知道學生了解學科特徵，掌握學科研究方法

(3)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

3、教學從「重結論輕過程」轉向「重結論的同時更重過程」

(1)結論和過程的關系：教學相長。

(2)提倡重結論的同時更重過程的意義。

4、教學從「關注學科」轉向「關注人」

(1)以學科為本位的教學理念的局限：重認知輕情感，重教書輕育人。

(2)關注人的教學理念的表現：關注每一位學生，關注學生的情緒生活和情感體驗，關注學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養成。

(4)新課程教育擴展閱讀：

基本要求

1、課堂上教師、學生的活動交替安排，形成有機的整體。

2、課堂練習要當堂完成，須背記的內容要當堂熟練背記。

3、課外作業量要適度。

4、教師要指導學生自主學習，針對不同層次的學生推介不同的學習材料，引導學生探求並運用科學的學習方法，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5、教師要督促學生充分利用自主學習的時間和空間，並檢查學習效果。

『伍』 支持新課程改革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一、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二、正確把握語文教育的特點
三、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法
四、努力建設開放而有活力的語文課程

『陸』 什麼是新課程改革

教學改革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章 課程改革的背景和目標

新世紀之初，我國建國以來的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正以令世人矚目的迅猛之勢在全國順利推進。這次改革，步伐之大，速度之快，難度之大，都是前七次改革所不可比擬的。它將實現我國中小學課程從學科本位、知識本位向關注每一個學生發展的歷史性轉變。成千上萬的教育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場改革潮流之中，相信它必將對我國基礎教育乃至整個教育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一節 課程改革的背景和動因

1．有人提出，1992年剛剛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各科)教學大綱(試用)，時隔幾年，是否有必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改革?
課程是實現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徑，是組織教育教學活動的最主要的依據，是集中體現和反映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的載體，因此，課程居於教育的核心地位。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不是純粹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人們對特定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所作的主觀反應。因此，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不僅決定了一定社會中的教育是否要進行改革，而且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標乃至規模。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充分地說明了上述論斷。
整個教育發展史的事實表明，社會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的變革，以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都將引發學校教育的重大變革。剛剛過去的20世紀之所以被人們稱做教育改革的世紀，其原因也在於此。
20世紀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迅猛的一個世紀。在社會發生如此急劇變革的時期，各國的教育必將隨之而發生相應的改革，其中，涉及面甚廣，可以被稱做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的就有三次。在這三次世界性的課程改革期間，為了使改革達到預期目的，各國在教育方面所作的其規模或大或小的調整、完善更是難以勝數。
20世紀中國的教育也始終處於不斷變革的歷史進程之中。清朝末年學堂的興辦，癸卯學制的頒布，辛亥革命以及南京國民政府期間的教育改革姑且不論，僅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五十多年的時間而言，除了幾次重大的學制調整之外，在基礎教育課程和教材領域，至少進行了七次較大規模的改革。
眾所周知，我國的現代學校教育制度脫胎於歐、美、日等現代工業化國家的教育體制。盡管由於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以及國家所處的地域等存在著種種差異，各國的教育表現出互不相同的特點，有其個性的一面，然而，由於它們都是孕育、發展、完善於工業經濟時代，所以，它們又表現出了非常相似的共同的特點，又有其共性的一面。也就是說，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由於它對於工業經濟時代各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所以各國政府對於教育都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而且越來越自覺地把教育作為實現國家目的的重要手段，以至於許多有識之士都形成了這樣的共識，即國家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教育的競爭。
工業經濟時代的學校教育模式的功能或價值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即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生產者和勞動者，成為生產和消費的工具。學校教育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經濟價值。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人力資本理論。其專注於經濟增長、不顧人的發展的教育模式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然而，在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這種教育模式的弊端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關注，要求對教育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如果不著手對基礎教育課程進行改革，將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世界各國之所以不約而同地進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其原因也在於此。

2．當前整個時代發展具有哪些特徵?對基礎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對當代社會發展的特徵做出准確的概括並非易事，在這里，我們只談對當前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幾個時代發展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
肇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新技術革命，對人類的生產、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預示著人類發展新時代的到來。1996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發表的《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中，正式使用了「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此後，「知識經濟」一詞便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
知識經濟是相對於人類曾經經歷過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而言的，是人類生產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變革。由於從20世紀如年代起，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其他生產要素貢獻率的總和，因此，人們把21世紀稱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因此，知識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相當於農業經濟時代的土地、勞動力，工業經濟時代的原材料、工具、資本，而成為經濟發展的直接資源。
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的素質和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知識勞動者將取代傳統的產業工人。所謂知識勞動者，主要是指從事知識、信息收集、處理、加工和傳遞工作的勞動者。此外，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將改變「文盲」這一概念的傳統內涵，「文盲」一詞將不再單純是指沒有文化、知識的人，而是指不能繼續學習，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識、技能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也把知識經濟稱為「學習經濟」。
第二個特徵是國際競爭空前激烈。
剛剛過去的20世紀，人類曾經經歷過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所謂「冷戰」時期，發生過150餘場戰爭，而因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多達2000萬左右。「冷戰」結束後，被「冷戰」長期掩蓋的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宗教團體之間長期潛在的矛盾、沖突日益突現出來，國際間的競爭空前激烈。美目的霸權主義削弱了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權威和本應發揮的作用；美國等西方國家打著「人權」的幌子粗暴踐踏他國主權；信息技術發達國家的信息霸權在經濟、軍事以及文化方面對其他國家的控制、滲透，都使和平與發展不斷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如果說既往的國際競爭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軍事實力等方面，那麼，當前的國際競爭則主要體現在綜合國力方面，而且這種競爭越來越表現為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
第三個特徵是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困境。
這種困境主要是指人類目前面臨的諸如生態環境的惡化、自然資源的短缺、人口迅速膨脹等威脅著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在工業經濟時代，社會的發展主要依賴於科學技術的進步，然而，科學技術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會造福於人類，也會給人類帶來災難。事實上，目前人類所面臨的困境乃是人類自身在善良動機下濫用技術的「副產品」。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除了人與自然和諧關系被破壞之外，由於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長期壓制，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困境還表現為人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削弱或喪失，而這恰恰是任何現代科學技術或物質力量都無能為力的事情。正是由於對上述問題的清醒認識，人們開始對工業化以來的社會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並從20世紀70年代起，提出了諸如協調發展模式、文化價值重構模式等各種新的發展模式。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包括我國在內的18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們共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和新觀念。總之，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在21世紀，除了必須對人類既往的所作所為進行客觀的評價之外，我們還必須妥善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的關系問題。
從上述對當前時代的三個主要特徵的闡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同過去時代在經濟發展、國力增強等方面的社會發展主要依賴於自然資源或物資力量相比較，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對於21世紀人類發展則具有越來越關鍵的意義。所謂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掌握基本的學習工具，即閱讀、書寫、口頭表達、計算和問題解決；二是要具備基本的知識、技能，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只有這樣，他才能具有能夠生存下去、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才能積極參與社會的發展，並能終身學習。

3．為什麼說當前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曾做出過舉世公認的、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種種錯綜復雜的原因使我國的發展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對於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本次課程改革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意義。
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在向我們提出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向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即所謂挑戰與機遇並存。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抓住人類生產方式轉變這一歷史性的機遇，我們就可以盡快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超越它們。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先例。19世紀中期，在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遭遇到的是同我國清朝政府相類似的命運。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抓住了19世紀後半期產業革命的機遇，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躍成為現代工業強國。其他如德國、義大利、俄羅斯等所謂「後發型國家」，在19世紀後半期的迅速崛起，同當時正在進行的產業革命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些事例充分說明，生產方式的變革可以促成國家非常規的發展。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還是一個科技文化水平偏低的人口大國。如前所述，對於綜合國力的增強來說，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換言之，同過去時代發展主要依賴於為數不多的精英人物相比較，當前我們更需要與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致以億計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在「人口眾多」這一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實面前，除了繼續執行控制人口增長的長期國策之外，充分開發和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把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就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是我國教育無可推諉的重大責任。
誠然，我國能否很好地把握知識經濟時代生產方式變革這一歷史機遇，能否充分開發和利用我國的人力資源，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然而，教育畢竟是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教育在把握人類自身命運、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知識經濟時代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在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競爭的時代，由於教育在綜合國力競爭中起著奠基的作用，綜合國力競爭必將聚焦到教育上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乃是世界各國國力競爭的制高點，誰搶佔了這個制高點，誰就將占據主動的地位，誰就將有可能最終贏得這場競爭的勝利。基於對教育功能准確而深刻的認識，黨中央、國務院適時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我國的教育已經被賦予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為了更好地擔負起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教育工作者應該深刻地反思我國教育的現狀，並認真地思考究竟應該如何擔負起這一歷史重任。

4．為什麼說我國基礎教育課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既往的七次課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對於促進我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目前我國基礎教育的現狀同時代發展的要求和肩負的歷史重任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我國基礎教育課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原因如下。
第一，固有的知識本位、學科本位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轉變，所產生的危害影響至深，這與時代對人的要求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工業經濟時代學校教育的中心任務是傳授知識，因而，系統的知識幾乎成為「課程」的代名詞。知識之所以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人們賦予了知識一些「神聖」的特徵。知識不僅是絕對的，而且也是客觀的，因而，知識成為了外在於人的、與人毫無關系的、類似於地下的礦物那樣的客觀存在物。對於知識而言，人們惟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發現」。對於學校里的學生而言，他們的任務乃是接受、存儲前人已經「發現」了的知識。在這種知識觀的指導下，學校教育必然會出現書本中心、教師中心、死記硬背的現象。「課程即教學的科目」或「課程是教學內容和進展的總和」等是人們普遍認同的觀點。需要明確指出的是，這里的「教學科目」或「教學內容」主要是教師在課堂中向學生傳授分門別類的知識。這種課程觀最大的弊端是：教師向學生展示的知識世界具有嚴格的確定性和簡約性，這與以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為特徵的學生真實的生活世界毫不匹配，教育、課程遠離學生的實際生活。在實踐中，與知識、技能的傳授無直接關系的校內外活動，往往被看做是額外的負擔而遭到排斥。這種知識本位的課程顯然是不符合時代需要的。
知識屬於人的認識范疇，是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並得到檢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更像動詞(即知識乃是一種「探究的活動」)，而不是名詞(即知識是絕對的、不變的「結論」)。換言之，無論新知識的獲得或是現成知識的掌握，都離不開人的積極參與，離不開認識主體的活動。學生掌握知識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探究的過程、選擇的過程、創造的過程，也是學生科學精神、創新精神，乃至正確世界觀逐步形成的過程。為此，必須拆除阻隔學校與社會、課程與生活之間融會貫通的藩籬。惟有如此，學生才會感到，學習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額外的負擔；並且，原先在被迫接受的「學習」活動中處於邊緣位置，有時甚至作為教育的消極因素而遭到排斥的情感、體驗才能獲得與理智同等的地位。
第二，傳統的應試教育勢力強大，素質教育不能真正得到落實。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始終縈懷於中國人民心中的「強國夢」，伴隨於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知識爆炸」，以及普遍存在於「後發型國家」一定發展階段教育之選拔功能的突顯等因素，又使我國學校的課程體系表現出下列一些特徵：對於書本知識的熱衷追求使學生的學習負擔和厭學情緒不斷加重，學生為考試而學、教師為考試而教。現在，人們已經把目前我國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存在的種種弊端概括為「應試教育」。
李嵐清副總理在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從總體上看，素質教育的成效還不夠明顯，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一些地方開展素質教育還是號召多而落實的措施少，一些學校對素質教育的理解和實施存在簡單化、片面化的傾向，個別地方應試教育愈演愈烈。」陳至立部長在此次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中指出：「推進素質教育步履艱難，基礎教育還沒有擺脫『應試教育』的慣性和影響，在一些地方就像有的同志形容的『素質教育喊得震天動地，應試教育抓得扎扎實實』。」我國1986年實施義務教育至今才十餘年，尚缺乏構建和實施義務教育課程的經驗積累，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從1996年7月開始，組織了六所高等師范院校的有關專家研討並制訂了九年義務教育課程實施狀況的調查方案，並於1997年5月在九個省、市對城、鄉16000多名學生、2000多名校長和教師、部分社會知名人士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凸現出現行課程方案所顯示的種種問題：教育觀念滯後，人才培養目標同時代發展的需求不能完全適應；思想品德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不強；課程內容存在著「繁、難、偏、舊」的狀況；課程結構單一，學科體系相對封閉，難以反映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新內容，脫離學生經驗和社會實際；學生死記硬背、題海訓練的狀況普遍存在；課程評價過於強調學業成績和甄別、選拔的功能；課程管理強調統一，致使課程難以適應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學生多樣化發展的需求。這些問題的存在，以及它們對實施素質教育的制約及產生的不良影響，都足以說明推進課程改革的必要性和針對性。
我們必須看到，世紀之交，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近年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無論是反思本國教育的弊端，還是對教育發展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往往都從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入手，通過改革基礎教育課程，調整人才培養目標，改變人才培養模式，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這些國家都把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作為增強國力、積蓄未來國際競爭實力的戰略措施加以推行。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曾指出：「現在小學一年級的娃娃，經過十九年的學校教育，將成為開創21世紀大業的生力軍。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並且從中小學抓起，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一著，如果現在不向全黨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會誤大事，就要負歷史的責任。」基礎教育是關系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千秋大業，因此，振興教育，全民有責。我國廣大的教育實踐工作者、理論工作者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者正是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胸懷全國每一位學生全面發展的關愛，腳踏實地地投身於這次課程改革中去的。
5．各個國家的課程改革有什麼特點?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如果要把各個國家，哪怕是重要國家的課程改革一一列舉出來，無疑將是一份很長的清單。然而，各國目前課程形成的歷史及其價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著非常相似的特點，而且，處於同一時代的世界各國教育或學校課程必然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所以盡管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差異，但各國的課程改革還是表現出以下一些共同趨勢。
第一，政府參與並領導課程改革。
由於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起，教育受到了各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關注，除了大量增加撥款給予教育改革以財政支持之外，由政府支持並組織有關專家、教師、教育管理工作者、家長等參與的各種研究報告、課程改革方案、教育法律、教育政策等文件紛紛出台。僅在80年代，美國此類文件即達數百份之多。1990年，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曾召集各州州長在弗吉尼亞大學舉行了。教育首腦會議」，提出《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此後，美國又提出了關於英語、數學、自然科學、歷史等學科的全國統一標准。其他如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等國政府也都制定了課程標准或類似課程標準的文件。就亞洲的情況而言，日本的課程審議會議於1998年發表了關於改善中小學課程標準的審議報告，同年，文部省頒布了相當於課程標準的《學習指導要領》。韓國教育部在1996年的《韓國教育》白皮書中提出了韓國第六次課程改革的目標。而在我國台灣、香港地區的課程改革中，行政部門的組織、發動無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課程改革的焦點是協調國家發展需要和學生發展需要二者之間的關系。
20世紀教育發展的歷程表明，滿足各自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發展的需要乃是各國不同時期教育發展和課程改革惟一的追求目標，而學生的發展幾乎成為了一種教育奢侈品。正像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嚴峻的事實已經表明，離開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需要而片面追求物質生產高速度發展，離開人之為人的文化精神，即人文精神的發展，已經使人類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已經引起了人們的警覺。毫無疑問，國家發展的需要依然是這次課程改革的首選目標。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1997年的一次講話中明確指出，為了迎接21世紀知識經濟對美國的挑戰，必須要讓每一個學生學到在激動人心的21世紀里取勝的東西。從20世紀80年代起，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變始終是日本政要的目標。然而，與既往的做法不同的是，這次課程改革不再把學生看做是裝載知識的容器，或攫取自然資源、從事物質生產的工具，而是把今天的學生當做國家和人類社會未來的主人，因而非常注重學生的發展，因為這不僅是發展經濟和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需要，也是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因此，對於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說，促進學生的發展既具有「手段」的價值，又具有「目的」的意義。
第三，課程改革具有整體性。
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蘇聯的課程改革，不僅歷時長久，而且規模浩大，然而就其內涵來說，卻是非常有限的。盡管兩國的國情以及理論基礎互不相同，然而它們卻表現出驚人的相似：讓學生在更短的時間內更好地掌握更多的科學和文化知識。因此，兩國都耗時費力地組織了各門學科的第一流專家重新編寫教材，更新教學內容，以容納各類「最新」「最先進」的知識。這次課程改革除了重新釐定課程目標之外，還對基礎教育的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及其組織方法、課程實施、課程評價等涉及「課程」的幾乎所有方面加以改革。

源自《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組織編寫 朱慕菊主編）

『柒』 新課程改革標准相關的教育教學理論是什麼急急急！

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靳玉樂 艾興

新一輪的基礎教育改革正處在推廣階段，但當前在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問題上有了不同意見的爭論，這些爭論將會對新課程改革的走向產生影響，必須正確對待和引導。

是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實用主義

真正意義上的課程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教科書的更換」等技術層面的革新，而是課程理念的創新與深化。

二十世紀，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三次課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改革的理論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第二次課程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布魯納的結構主義；第三次課程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新興的建構主義。

我國正在進行第八次課程改革，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基礎：

建構主義的真理觀、知識觀為強調發展兒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肖川：《知識觀與教學》，《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構主義是對傳統的學習觀、知識觀、課程觀的一種挑戰和超越。

——鍾啟泉：《課程發展的回歸現象和非線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現代課程改革真正的挑戰不是古典主義者依據理想的知識標准所開展的批評，而是後現代主義者試圖使知識接近社會經驗的課程革命，因為後現代主義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經驗。

———周勇：《現代課程改革的知識重建思路與挑戰》，《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中，我們又隱隱約約能見到杜威的影子。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到底是什麼？是一些學者言必稱的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嗎？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實用主義？或者是所謂「國外先進教育理念」的多元綜合？沒有誰做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在理論基礎上顯得含混不清，會導致改革實踐的不知所措

課程的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對話，是一個需要我們行動、對話和合作、回盪著多元聲音的生機勃勃的領域。課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論養分，綜合各種教育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們認為，如果明確地以某種理論作為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那麼就應該將理論基礎進行完整、系統和深入的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改革者所設想的知識觀、課程觀、教學觀等基本的課程理論體系，課程專家對課程改革的參與，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時間發生的有關「輕視知識」思潮的爭論，其目的也是為明確或澄清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如果在理論基礎上顯得含混不清，就會導致改革實踐上的不知所措。

我們並不贊同以理論的多元性來模糊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我們認為：在課程改革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 克 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具體說來，要以馬 克 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我們進行課程改革的理論依據。馬 克 思主義認識論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統一的認識論，也是不斷發展的哲學認識論。馬 克 思主義認識論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論，但它是我們所依賴的哲學基礎。半個世紀以來，馬 克 思主義的「全面發展」一直寫在我們的教育方針上，它的不變性、一貫性正表明了這種方針的生命力。以馬 克 思主義為理論指導，這是我國教育的基本方針和政策。

馬 克 思個人全面發展的學說，是改革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 克 思主義這一理論基礎，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作為課程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指出的是：一方面，馬 克 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澤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個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馬 克 思主義在新時代的發展；另一方面，以馬 克 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並不排斥對其他理論的吸收和借鑒，西方的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這些思潮從方法論和思維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給我們的課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啟發和幫助。

堅持馬 克 思主義作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是所謂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而是歷史選擇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

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也是一樣，必須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後現代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教育理論產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國民的知識教育水平和整體素質都比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慮不同地區的氣溫、土壤條件，理論更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現實條件才能進行「移植」。舉例來說，後現代主義的課程理論在西方的產生有它特有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後現代主義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抗爭，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不滿，是源於對資本主義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科學理性和過於嚴密的社會理性的怨恨。

處在轉型期的中國，廣大人民的整體文化水平、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都還急需提高，離開這些現實條件妄論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課程理論，只不過是理論研究者的自娛自樂。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需要建立在現實的實踐條件上，不能盲目地將一些國外的理論進行翻譯和組裝之後就成為我們進行改革的理論基礎，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以馬 克 思主義作為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堅持馬 克 思主義全面發展觀，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是我們必然的選擇。

脫離傳統和現實的推倒式革命，會給教育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從我國的教育傳統出發，吸收我國教育傳統中的精華，不能不講傳統，與傳統一刀兩斷。在課程改革的過程當中，我們要謹慎處理好繼承與超越的關系，完全脫離傳統的超越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因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來，推翻原來的基礎和傳統，我國當代教育史上有兩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革命」，這兩次革命就是脫離了傳統和當時現實情況的推倒式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這兩次革命給我們的教育事業帶來了嚴重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

(劉碩：《關於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幾點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應該是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如果不考慮中國的教育傳統和現實情況，另起爐灶，割裂革新與傳統之間的聯系，將國外的改革經驗和成果直接應用到我國的課程改革，並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我國並不是課程理論的源發國家，已有的課程理論，無論是結構體系還是基本觀點大都是對國外課程理論的借鑒。毋庸置疑，在課程改革過程中需要有豐富的課程理論，對國外的課程理論進行系統的學習，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國家、不同派別的課程理論非常必要。然而，借鑒並不是移植照搬。所謂借鑒，指的是拿別人的事作為鏡子，以便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新華詞典編寫組：《新華詞典》，第42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可見借鑒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吸收別人成功的經驗，另一個是吸取別人失敗的教訓。

我們借鑒國外的課程理論，需要有一種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國外課程理論對我國課程改革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看到國外課程理論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也就是說，國外的課程理論精華與糟粕並存，我們要存精華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進的課程理論，也未必能用來作為我國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或理論基礎，任何課程理論的實施需要一定的實踐條件，不是所有先進的課程理論都是適用的。因此，我們要批判地借鑒國外的課程理論和經驗，梳理我們傳統的課程思想，吸收國外一些先進的課程理念，在自身傳統的基礎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種概念、觀點，形成自己獨特的課程論體系。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雖然借鑒了國外很多先進的理念和成功的經驗，但這些理念和經驗的應用必須建立在中國的現實國情基礎上，我國不是經濟、社會、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從整體水平來講，我國廣大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比較低，掌握科學知識的專門人才數量還少，在總體人口中的比例還很小。從社會的宏觀背景來看，我國還處在現代化進程之中，科學和科學精神發展得遠遠不夠。

我國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理論基礎研究述評
《中小學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吳永軍 寧婷婷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而事關課程改革成敗和基本方向的理論基礎問題更是引起了人們的激烈爭鳴。本文試圖對國內學者有關理論基礎的研究進行梳理，以期為後續該項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平台。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法，對收集到的論文及相關著作進行詳細而深入地分析。筆者帶領4位研究生通過《全國報刊索引》和「中國期刊網」的檢索，經過三個月的收集與整理，統計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關論文有240餘篇，其中登載於核心期刊的有130餘篇。筆者對此進行編目，在泛讀、統計研究主題的基礎上，再從20餘種核心期刊中篩選出100篇論文進行詳細閱讀和分析。與此同時，筆者還兼顧了少量來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對已出版的相關學術專著的相關章節進行分析。分析發現，許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論基礎是什麼、理論基礎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理論基礎是否繼承了傳統等三方面內容。對此，筆者主要圍繞這三方面問題進行了歸納、整理。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理論基礎概念的界定

什麼是理論基礎、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有什麼不同等問題，都是在討論課改的理論基礎時必須首先明確的。從搜集到的資料來看，大多數學者均認識到了在新課改理論基礎的爭論中，存在著概念含糊不清與混用等現象，但很少有學者對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概念作詳細的區分。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

第一，將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等同，認為應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進行探討。靳玉樂、艾興認為：「在課程改革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1]顯然該文將兩者等同而用。

第二，認為理論基礎應在哲學層面上探討。羅槐認為應從哲學層面來探討理論基礎，這里的「哲學」指「居於統領『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學理論。」[2]高天明認為，在講課改的理論基礎的時候「不能夠泛泛搬用馬克思的認識論」，「認為似乎應該在課程哲學上多做些具體和深入的探討」[3]。

第三，認為理論基礎應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探討。和學新認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都有理論依據的功能，但在具體使用上具有層次上的區別[4]，「『指導思想』更多是從事物或事件發展或運行的宏觀層面來使用，指事物或事件發展或運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則或方法論層面的東西，『理論基礎』更多是從事物或事件發展或運行的中觀或微觀層面來使用，一般指具體的理論依據。」[5]

(二)關於新課改理論基礎的爭論

1、理論基礎是什麼

2005年5月28日，靳玉樂、艾興在《中國教育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的文章，文中闡明了對新課改理論基礎的看法，隨後《中國教育報》又相繼推出相關的兩組文章，自此以靳玉樂、艾興的文章為引子，以《中國教育報》為主要平台的關於「課改理論基礎是什麼」的論爭由此展開。論爭主要圍繞以下兩點展開：

一是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是否「含糊不清」。靳玉樂等認為新課改的理論基礎顯得「含混不清」，並沒有誰對「新課改的理論基礎到底是什麼」作出明確的回答，這會導致「改革實踐的不知所措」[1]。一些學者如陳培瑞、崔國富、范會敏等也表達了相近的觀點。如陳培瑞指出，課改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是要有新課程理論體系，但「這次新課改的理論支撐到底是什麼」?他認為「實在是看不出」，只是「隱約覺察到了這次課改的理論支撐相當匱乏和混亂」[6]。

另一些學者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馬福迎認為，課改的理論基礎「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又廣泛吸收了當今世界先進的教育理論研究成果。這次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鮮活的、清晰的、也是先進的。既有理論的前瞻性，又有很強的實踐可操作性」[7]。

二是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是什麼?一部分學者主張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理論依據。這引起了學者們對「理論基礎應在什麼層次上探討」的爭論。另一部分學者主張應以後現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論指導新課改。還有學者對新課改理論基礎是一元還是多元的爭論進行了反思，認為在指導思想方面應堅持一元論，而在理論基礎方面應堅持多元論。具體的觀點如下：

一種觀點主張，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新課改的理論基礎，要堅定不移地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理論依據。如靳玉樂等指出：「不贊同以理論的多元性來模糊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在新課改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具體說來，要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我們進行課程改革的理論依據」[1]。

針對靳文，學者們又對「理論基礎到底應該在什麼層面上來探討」，發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認為，靳玉樂等提出的理論基礎是不完善的。他認為「不能夠泛泛搬用馬克思的認識論」，中國的課程理論要發展「似乎應該在課程哲學上多做些具體和深入的探討」[3]。而羅槐又對高天明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高天明的觀點有些偏頗。他認為，無論是從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實踐的經驗來看，還是從「如何在『多元性』中『博採眾長』」的需求來說，都應該從哲學層面來探討理論基礎。這里的「哲學」是指居於統領「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學理論。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自由充分全面發展的學說，無疑是對目前各種課程哲學的最集中的概括」[2]。

另一種觀點主張，以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多元理論指導新課改。如馬福迎認為，課程改革理論要「多元性博採眾長、避免偏窄，眼界寬廣、高瞻遠矚」。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實用主義和多元智力等理論，也包括對「基礎理論進行完整、系統和深入的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改革者所設想的知識觀、課程觀和教學觀等基本的課程理論體系」[7]。

也有學者對此觀點進行了「批評」。如王本陸在《論中國國情與課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構主義和多元智能理論是有啟發的，但僅靠它們來支撐中國21世紀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在是太單薄了……課程改革的理論建設問題，是一個非常綜合的工程，如果沒有對教育學諸多學科研究成果的系統整理和吸納，最好不要老把科學真理、先進理念之類的漂亮詞彙掛在嘴上」[8]。潘新民、張薇薇指出「後現代知識觀具有反科學知識傾向，不宜作為新課改的主導知識觀」。因此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出後現代知識觀[9]。

關於新課改理論基礎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爭論，有學者對其進行了反思，均表達了將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相結合，堅持一元性與多元性相結合的思想。如王華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多樣化與多元論等幾個基本概念，才能進行對話與交流。他認為，靳玉樂等將理論基礎與指導思想並為一體，這與高天明所說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論和教育哲學的理論基礎的含義是不同的。靳玉樂等還把「多元論與多樣化混為一義」，而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論基礎的多樣化」，認為「新課程改革應堅持馬克思主義一元論指導思想與多樣化理論基礎相結合的原則」[10]。和學新認為爭論問題的實質是「課程改革的理論資源以及如何對理論資源進行取捨和消化的問題」。他認為，面對層出不窮的各種學說，「我們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人的全面發展學說的指導思想基礎上」，在對各種理論學說，全面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兼收並蓄」、「有所取捨」[5]。

2、理論基礎是否符合中國國情

隨著新課改的推進，一些西方理論如後現代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等充斥著教育領域。理論基礎(這里的理論基礎主要指後現代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等出生於外國的理論)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它是否是舶來品等問題自然引起了學者們的思考。

有學者對課改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批評」，認為其理論基礎並不適應我國的國情。王本陸認為，當前學術界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適應國情論」和「不問國情論」，其中「不問國情論」是新課改理論專家所堅持的。新課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來改造中國的國情」[8]。宋翠娥、王寶鈞將我國現在的國情與20世紀的美國比較後認為，「從總體上講，本次課程改革的理論和案例在我國還不具備實踐的社會背景"[11]。

針對這些「批評」，有學者給予了回應。屠莉婭指出，從事實上看，「當前我國教育研究對異域經驗的借鑒已經遠遠超過了照搬遷移的層次」。她認為「盲目指稱新課程改革是『充當西方教育理論的試驗田』，是『光靠別人思考』的西方現行教育體系的舶來品，一定程度上是無視我國教育理論研究在研究層次和水準上取得的進展」。另外她還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不等於忠實於某種既定的教育理論」；「不能人為地確立西方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關系」[12]。

3、理論基礎是否繼承了傳統

新課改理論基礎對傳統是合理繼承了還是與傳統「一刀兩斷」了?這也引起了學者們的爭論。有學者認為，課改「不講繼承，與傳統一刀兩斷」。如王策三認為在教育改革創新時出現了一些誤解。一是「不講繼承，與傳統一刀兩斷；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爐灶，另來一套」。二是把改革對象和改革主張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極端[13]。楊啟亮則指出「在課程與教學變革中存在著本土化的缺失，應當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守護變革的本土化，這是每個中國人(匹夫)的文化責任」[14]。

針對「批評」，有學者進行了「反駁」。鍾啟泉、有寶華認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會試圖在傳統文化這一寶庫中擷取思想財富，尋求理論支撐，新一輪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也在其中獲得了滋養。不僅「在國家頒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諸多文件(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各科課程標准等)中都滲透了我國古代優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詮釋和論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諸多理論研究成果中也明確將我國古代優秀的教育思想與新課程聯系起來」。而《認真對待「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再評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提法的討論》(載於《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4年第3期)得出新課改的倡導者以及新課程「不講繼承，與傳統一刀兩斷；重起爐灶，另來一套」的結論是武斷和偏執的。另外還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何謂傳統?教育所繼承的傳統具體是什麼?第二，改革是破與立的行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別是在確立一種新的發展方向時，『重起爐灶』往往不可避免，這難道有什麼可以質疑的嗎?何況為穩重起見，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明確提出了『先立後破』和『先實驗，後推廣』的原則。」[15]

三、對該項研究的評價及展望

關於新課改理論基礎的激烈爭論，恰恰反映了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思想文化與教育領域里的基本特徵：觀點紛呈，各執一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實際上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標志，是一種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反思這些研究與爭論，筆者發現有以下幾個傾向值得關注。一是出現了「簡單化」傾向：要麼強烈質疑(甚至否定)，要麼充分肯定，過於溢美。許多研究成果各執一詞，偏於一隅，從自身比較狹窄的視域出發，據理力爭，而往往這個「理」又多少有所偏頗。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學者們總是站在各自立場，缺乏必要的溝通與融通。

二是許多爭論背後顯現出的是對新課改的誤解與曲解。有些被「邊緣化」的學者根本不了解新課改的全貌，「立論」時伴隨很多「想像」，以思辨類的反思文章為主，大多從自己已有的經驗或傾向出發，同時用各種理論(包括來自傳統的以及西方的)進行佐證、分析，最後得出「情緒化」結論(多半是非議甚至詆毀)。例如，新課改飽受爭議的是其確立了「後現代思想」的理論基礎，以及對「傳統」的忽視乃至否定，這其中就有很大的誤解。本次新課改無論是從指導本次新課改的根本性法規——《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來看，還是權威性的新課改的闡釋(如朱慕菊主編《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都體現出強烈的「現代性」，具有現代取向，這是許多質疑新課改理論基礎的文章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一點。至於少數參與新課改的學者在文章或演講中「矯枉過正式」地不負責任地對傳統教育簡單否定的言行只是個人行為，他們並不能代表整個新課改的政策及整體的新課改隊伍的聲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者以及一線教師經常把一些「強勢學者」的言論與國家的課改政策相混淆。

三是研究視角單一，往往就新課改而論新課改，局限在「教育(課程)視域」里，缺乏應有的歷史觀與廣闊的「社會學視角」的洞察。

隨著新課改的深入發展，關於理論基礎的爭論相信還將繼續下去。筆者認為，這種爭論應當確立以下幾種意識：一是要有正確的歷史觀與發展觀。即辯證唯物史觀和科學發展觀。只要稍微具有一點歷史常識和世界視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就是不斷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的歷史進程，這種借鑒不僅是對發達國家經驗的梳理與總結，同時更能為我國這樣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可選擇的模式。

二是要有廣闊的視野和「融通」意識。研討與爭論時，應力求保持一個開放的胸襟與廣闊的視野。千萬不能偏於一隅，自說自話。尤其是在激烈交鋒時，就說理而言，應當首先把參與各方爭論的「前提」搞清楚，再據理力爭。

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確認識我國現階段基本特點的基礎上，將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整合起來，全面理解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毋庸置疑，就整體而言，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成現代化及實現「現代性」依然是國家的主要任務，「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並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國正處於復雜的「多重社會轉型」時期(廣大地區如西部地區從傳統走向現代，有些地區如東部沿海地區從現代走向後現代)，在實現「現代性」的同時，更要時刻警惕基於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的「現代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後現代思想無疑是一劑良葯和清醒劑。

兩篇理論文章,足夠你用了..........

『捌』 新課程的教育教學觀

在引導教師分析比較傳統課堂教學缺失的基礎上結合自己教學實際，查找不足，讓教師對照新目標，抓住六大轉向。

①課程傳授。由注重傳授轉向------學會學習。強調形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知識的傳授突出在教師指導學生學好、學會學習方法。使獲得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過程的同時成為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價值觀的過程。更注重傳授知識的育人性，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②課程結構。由學科本位轉向------綜合課程。

③課程內容。由繁、難、偏、舊轉向------必備智能。

④學習方式。由被動學習轉向------主動探索、樂於探索、勤於動手，克服傳統課堂的學習缺失。

⑤課程評價。由甄別選拔轉向------師生共同發展。

⑥課程管理。由集中管理轉向------分級管理。集中管理即是國家決定課程，由中央集中管理，地方無權過問，學校嚴格執行。分級管理即是實行國家、地方、學校分級管理，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的適應性。在課改實驗中，通過反復深刻的再認識，充分使全體教師明確課改的重要性，緊迫性，激勵教師自覺、主動、積極認真參加課改實驗，主動進行課堂教學改革，增強教師的使命感。

『玖』 新課程標準的核心是什麼

新課程標準的核抄心是：全面襲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調整和改革基礎教育的課程體系、結構、內容，構建符合素質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

新課程標准體現國家對不同階段的學生在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規定各門課程的性質、目標、內容框架，提出教學和評價建議。

(9)新課程教育擴展閱讀：

新課程標准提出的六個目標：

一、實現課程功能的轉變

二、體現課程結構的均衡性、綜合性和選擇性

三、密切課程內容與生活和時代的聯系

四、改善學生的學習方式

五、建立與素質教育理念相一致的評價與考試制度

六、實行三級課程管理制度

『拾』 新課程教育改革的理念是什麼

本次課程改革是在世紀之交的背景下進行的，也是在世界各國進行課程改革的形勢下展開的，這種形勢要求新課程必須置於國際視野中進行規劃和設計。

首先，組織學術力量，充分研究主要發達國家的課程改革經驗，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法國、德國、韓國、俄羅斯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教育與課程改革經驗，從中吸取值得借鑒的內容與方式。

其次，組織專家有重點地考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泰國等的教育行政機構、教育研究與評估機構、中小學和幼兒園，尋求國際背景與中國特色的結合點。

第三，借鑒的經驗涉及各個方面，如各國普遍強調價值觀教育與道德教育，注重基礎學力的提高、信息素養的養成、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在義務教育階段試行綜合課程，重建新的課程結構，建立國家課程標准；尊重學生經驗，倡導自主、合作與探究的學習方式，實現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探索發展性的課程評價，強調評價的教育功能；構建共享的課程管理機制，促進學校課程的適應性，等等。

第四，新課程特別重視國際經驗的本土化問題，如在培養目標上，提出要使學生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熱愛社會主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革命傳統；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意識，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社會責任感，努力為人民服務等。在課程結構上，表現為九年一貫設置課程，小學設置綜合課程，初中擁有分科課程與綜合課程兩套計劃，並充分考慮學科研究的基礎，在課程標準的敘述上，保留一定的差異。在課程管理上，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三級課程管理體制，等等。

（二）課程的繼承與創新
新課程確切地說是改善課程的一次嘗試，是課程改革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每次課改都有一種承前啟後的作用。50年來，我國的基礎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後，我國開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課程改革，並由此形成基礎教育課程的現行體系。綜觀義務教育制度確立以後的課程建設，有四方面比較突出的進展：一是在課程管理政策上改變了國家過於集中管理的方式，實行國家和地方兩級課程管理的方式；二是初步改變了多年來只有「學科課程」加「必修」的模式，增加了「活動課」、「選修課」等；三是推行了在統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多樣化的方針，初步推動了教材的多樣化；四是在教學實踐中涌現出一批重視學生生動、活潑、主動地學習，重視學生成功與發展的經驗，倡導了新的教育觀念，激活了教育實踐的改革。這些成就為構建面向21世紀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提供了必要基礎。新課程根據社會發展、知識發展與學生發展對課程提出新要求的綜合思考，試圖在我國基礎教育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主要表現在，從兩級管理走向三級管理，使得真正發生教育的地方——學校，有一定的課程權利，並承擔相應的職責；根據綜合性、均衡性與選擇性的原則，正確處理好學科課程與活動課程、分科課程與綜合課程、必修課與選修課的關系，從小學三年級開始，設置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以「課程標准」代替「教學大綱」，進一步推動了教材多樣化策略，使得真正實現「一標多本」成為可能。同時，完善教材的審定製度，嘗試建立教材的選用制度；提升學校和地方已經形成的素質教育經驗，作為新課程的核心理念，以供有志於課程改革的同仁分享。

（三）注重營造一種新的課程文化
新課程超越了教材改編作為課程改革標志的局限性，超越了單純以時間作為劃分依據的階段性，它把課程改革作為一種持續不斷的系統工程，注重時間上的全程性與空間上的無限性，並通過這種新課程，營造一種合作、對話與探究的課程文化。

所謂合作文化，就是強調課程的開放性。每一位兒童都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體，促進其發展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實現。同時，每位兒童都有差異，他們的發展取決於有差異的課程，沒有合作就不可能提供有差異的課程。由於學校制度的建立與課程分化的傳統，導致教師的行為具有「個人專業主義」傾向，而教育的特殊性又需要在分工基礎上的合作，以實現一個完整的人的教育。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新課程強調一種共建共享的課程文化。專家、教師、學生及其家長、社會人士都是合作共同體的一分子，應盡可能保證他們之間有合作的機會，並建立合作的機制。值得一提的是，新課程倡導與學生家長的合作，要求家長首先應知道自己的角色，認識到自己也是課程改革或學校教育共同體中的一員，是學校課程的決策人之一，而不是一個「局外人」；其次應了解新課程倡導家長享有對學校課程的知情權、評價權與建議權，學校或媒體都有義務告訴家長，他們的小孩在學校學些什麼，怎樣評價，以便家長可以做出決策或提供建議；第三應通過觀察或了解自己子女的學習需要、對學校或學習的態度以及素質報告單來評價學校課程的質量，並與學校或教師保持經常性的聯系，採取相應的、適當的教育行動，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第四應對學校教育有一種正確的認識：學校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機構，是青少年的專門化的教育場所，學校所承擔的是社會責任，而不是個人責任，因此家長應充分認識到對於一個小孩而言學校教育所具有的優勢與劣勢，不能把一個家長的願望強加給學校，要學校承擔不該承擔的家長責任，設身處地地為學校或教師著想。

所謂對話文化，就是強調課程的民主性。課程本身就是一種對話，是所有與課程利益有關的人員或部門之間的對話。由於兒童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兒童的發展是全社會的焦點，因此，把什麼樣的課程交給兒童，或者說兒童需要什麼樣的課程，不能讓某個專家或某一群體的人來決定，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對話與協商，特別是在國家課程標準的制定上。就目前而言，學生在學校里學什麼，取決於教師教什麼，教什麼取決於專家編的教材說什麼或專家出的考卷考什麼。學生不知道為什麼學，教師也不知道為什麼教，教師沒有機會與專家交流或對話，不了解或不理解教材中的革新要素。新課程在國家標准制定時就非常強調對話與協商，盡可能創造各種機會，讓課程專家與學科專家、專家與教師，專家與社會人士代表分別參與對話，或讓他們共同參與對話。同時，把「課程標准」作為文本，要求專家、教師、學生及其他相關人士不斷地解讀，並與之「對話」。

所謂探究文化，就是強調課程的科學性。就課程的歷史來看，什麼樣的課程才是適合兒童的課程，這是一個永恆的話題，需要多代人前赴後繼、不懈地持續探究；就一門課程來說，從課程目標的確定、內容的選擇與組織、實施到課程評價，也需要不斷的探究，才能做出科學的決策；就課程實施的一個環節來說，教師的工作對象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健康的人，而不是相對靜止的物。這種專業特性決定了教師的專業生活方式必須面對教育情景中的不確定性。教師每時每刻面對的情景都具有即時性，都有不同的一些方面，需要教師去解決，探究。例如，從理論上說，課前備課或計劃是不可缺少的，然而，這並不是說實施就是貫徹執行計劃，而是要根據課堂情景進行調整。研究表明，課前計劃過於充分的教師，在上課時對學生反倒不敏感，導致較少鼓勵學生談自己的看法和進行討論。另外，課前計劃詳盡的教師所教的學生比計劃簡略的教師所教的學生在學習態度上的分數要低。這說明，如果教師在上課時不隨機應變（探究），課前計劃就有可能起副作用。課前計劃畢竟是帶有主觀性的設計藍圖，實施時的靈活性非常重要，新教師與熟練教師的差別往往就在於此。因此可以說，教學即探究，教師即研究者。新課程倡導探究文化，強調應在不同層面進行課程創新。在國家層面，嘗試課程管理體制的創新，制定國家課程計劃與課程標准；在地方與學校層面，確保國家課程計劃與課程標準的嚴肅性，同時，鼓勵因地制宜地進行不同程度的課程創新，制定相應的計劃或方案；在課堂或實施層面，要求教師依據課程標准，創造性地進行教學，反對經驗主義和本本主義，確保課程對學生、學校、地方的適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