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成績單

Ⅰ 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恩恩

Ⅱ 新自由主義和舊的自由主義有什麼不同呀

一、創立時期：

1、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是由這個時期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造成的。一方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結束對奧匈帝國的百年統治，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

另一方面，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和計劃經濟的建立，出現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前一方面既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肯定，也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後一方面則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壓抑與刺激。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出現了早期的新自由主義思潮。20世紀20~30年代發生了一場以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者為一方，以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為另一方的關於「經濟計算」問題的大論戰。整個論戰雖無果而終，但卻成為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的一個里程碑。

2、古典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發源於17世紀和18世紀，也因此，它通常被視為由於工業革命和隨後的資本主義體制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負責，和自由市場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出，後來才陸續被其他政治意識形態所採納的。

古典自由主義反對當時絕大多數較早期的政治學說，例如君權神授說、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強調個人的自由、理性、正義和寬容。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受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

二、基本理論：

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特別重視個人的主權，個人財產的所有權被視為個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強調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義並不必然支持民主的原理，這是因為尊重和保護個人財產權的法律，比民主里的多數決原則還要重要。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學思潮，它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但不同於經典自由主義，它提倡社會市場經濟，即政府只對經濟起調節以及規定市場活動框架條件的作用。在國際政策上，強調開放國際市場，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認為這會妨礙個人自由。

三、著重解決問題：

古典自由主義著重解決的是自由問題。直至發展到新自由主義時期，平等同樣也被納入政治哲學的主題，同時，自由和平等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復雜。因為自由主義者一般秉持著消極自由的觀念，

而新自由主義追求經濟上的平等，更是將經濟平等作為平等的核心內容，換句話說，自由主義分野之後，矛盾主要集中在消極的自由與經濟的平等之間，或者說，正是自由與平等內部及相互之間的區分，使得自由主義的發展界線變得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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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後果介紹：

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後果嚴重。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這些國家以「華盛頓共識」為經濟轉型指南，運用「休克療法」，掀起了一場迅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之路，這一「靈丹妙葯」使蘇聯迅速瓦解，被俄羅斯人視為一場「俄羅斯的悲劇」。尤其是2008年美國爆發了以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金融危機，許多大型金融機構倒閉，經濟衰退。

隨之，金融危機影響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其中以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為代表的轉型國家受害最深，相繼出現本國貨幣飛速貶值、大量國際資本外逃、國內金融機構紛紛破產、實體經濟不斷衰退，宏觀經濟動盪不安，經濟負增長。這些轉型國家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成為國際金融危機持續發酵的內在因素。

首先，轉型國家實行爆發式的全面市場化，使投機資本迅速猖獗，結果市場主體將大量資金投入到能夠迅速獲利的虛擬經濟中，投機行為盛行，這不僅造成了金融業虛假繁榮的泡沫，而且增加了整個經濟的風險成本；

其次，過分依賴外資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轉型國家經濟獨立性大大降低。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國際市場需求低迷，國外資本紛紛逃離，轉型國家外向型生產不得不停滯，並陷入債務危機；

最後，轉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去除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特別是在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時，作為交換條件已經將部分國家主權讓渡出來。缺乏必要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由於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在國際金融危機到來時，就顯得更加手足無措，難以採取有效的政策來應對。

Ⅲ 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是什麼

1.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競爭
實質上是撇開人們的社會屬性和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談，脫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製造一種抽象的「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
2.倡導個人主義
認為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動機和行為。認為集體的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任何集體的利益的實現不應該以壓制合理的個人利益為代價。社會目標不能抑制個人目標。
3.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認為自由選擇是經濟和政治活動最基本的原則。應當自由地擁有私人財產，自由地交易、消費和自由地就業。
4.支持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力量
認為市場的自我調節是分配資源的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進行自由競爭，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惟一途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集中決策體制下不可能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因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決策。
5.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
認為由國家來計劃經濟、調節分配，破壞了經濟自由，扼殺了「經濟人」的積極性，降低了生產效率，只有讓市場自行其是才會產生最好的結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經濟活動都應該取代公共行為，政府不要過多干預。
6.主張私有化
認為私有化是保證市場機製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要求對現有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

Ⅳ 新自由主義是什麼意思

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嚴重，為適應資產階級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又實施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90年代以後，英國自由黨內外很多自稱「集體主義者」的激進知識分子，主張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會，要求國家在減少日益嚴重的失業和貧困現象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他們從格林的著作中尋找行動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成為他們所推崇的理論的代名詞。此時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是New Liberalism，因為新自由主義對「自由」解釋與古典自由主義相比有了顯著的不同，提出自由應該是制度框架內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代表人物多為牛津大學的教授、學者和研究人員。20世紀初，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英國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礎，其影響遍及英倫三島並擴展到西歐，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的深刻變化。兩次世界大戰嚴重阻礙了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傳播，但它的思想原則卻在北美得到了體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60年代，「福利國家」政策在西方國家興盛，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不斷擴大。70年代隨著「福利國家」政策的破產，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漸趨衰微。此時以哈耶克為首的朝聖山學社逐漸興起，提出以回復古典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後被簡稱為新自由主義，而new liberalism則被稱為自由主義以示區別。

Ⅳ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一．新自由主義的實質

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以經濟學包裝起來的西方意識形態，是發達國家競爭戰略，和西方大國國家霸權主義理論。
新自由主義起源於1985年「華盛頓共識」，西方大國逼日圓升值，把日本經濟和全球經濟拖入泡沫，樹立了美英的金融霸權。80年代末期美國哈佛大學薩克斯搞垮蘇聯陣營；90年代導致亞洲金融危機和拉丁美洲連鎖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前者是由於盲目擴張出口而依賴於國際市場，後者是由於長期依賴外資而損害了民族產業，外部依賴性和內部腐敗性的結合，雖然在一定時期形成經濟高速度增長，但終究陷入危機不能自拔。
新自由主義的第二個歷史性標志是1995年在美國召開的「世界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論壇，提出未來世界「20：80」的理論，認為現代化以資本力量統治世界，將把80%的世界人口和國家邊緣化，這是導致全球兩極分化和恐怖主義的根源思想根源之一。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達到核武器達不到的目的，一方面是因為各
個國家有自己內部的體制缺陷，一方面則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以經濟
包裝起來的，有極大的欺騙性。長期占據國際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是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其理論發展非常精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們追求短期利益的需要，因此被許多發展中國家所盲目仿效。新古典經濟學所鼓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效率第一，市場萬能，比較利益，自由貿易，金融深化等信條，在發展中國家應用時，由於與發達國家實力相差太遠，資源和體制環境都不具備，所以往往走向反面，成為撤消國家保護，瓦解戰略產業，製造經濟泡沫，培植買辦集團，製造社會分裂的理論依據。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學理論，而成為一種新型的西方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它同時又成為西方大國從事國際競爭，壓制和控制其他國家的戰略思想武器。

二．張五常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頭面人物

張五常是美英右翼意識形態集團和情報系統最早安插在香港，以新自由主義理論誤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頭面人物。80年代科斯勸說張五常到香港任教是這樣說的：「中國正在改革開放，即將出現意識形態真空，你懂得中文，可以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 科斯通過當時的港英當局情報六處，推薦張五常到香港大學經濟學院當院長。他積極策動了中國1987年激進的「價格闖關」，並且在十六大前夕炒作新自由主義理念，講演上百次，吹噓他和弗里德曼，科斯的關系，稱自己是華人中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形成了社會性的「張五常熱」。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僅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還有新制度學派。在西方處於非主流的新制度學派，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盛行，是因為中國處於經濟體制改革時期。於是，科斯等人特地選擇了私有產權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
為樹立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話語霸權，就需要貶低馬克思抬高科斯。張五常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最蠢還是馬克思。」他說：「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
「1984年12月我寫了《馬克思奄奄一息》，把勞力價值定律批評得一無是處。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在馬克思和科斯之間的一場智力角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科斯均全面勝出。」
「科斯老早便體察到，產權的監察和市場的運作將會牽涉到費用及代價……從邏輯推理及實證兩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亦絕不可能例外。」
「困難的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天下怎麼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馬克思是最蠢的。」

三．張五常觀點的核心是腐敗私有化

張五常認為，公有產權導致人權不平等，所以共產主義沒有出路。不健全的私有產權會產生尋租和腐敗，因此要徹底實行完全的私有產權制度，這是人類社會最優的產權制度。推行私有化的國家都是欣欣向榮的，這是「獨步單方」。
他說：「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科斯定律」，「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塗地」，「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私產的界定是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唯一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准則是市場價值，這種准則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可以有效運用」，「中國改革的要點當然是要把資產轉為明確的私產……就是政府要盡量讓資金落在私人或私營機構手上」。
「我曾經建議將某些資產乾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的交換……我堅持中國的改革要急進，即使這樣做會引起混亂，也要冒險而行的」。
張五常認為「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況下產生」，「1987年，我大膽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幹，或者說，以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制度，是資產要有明確的權利界定，而權利屬誰是不重要的，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張五常反對公平處理國有資產，反對腐敗私有化，他完成了新制度學派產權理論的中國化。記者問他：您認為，只在私有產權的情況下，價格機制才能起作用，若實行完全私有化又會引起混亂。改革進入了兩難境地。您對此有何看法？張五常的意思非常明確：把國有資產送給有權力的人就是了。

四．張五常的惡劣影響

張五常赤裸裸鼓吹腐敗私有化，休克療法，瓦解國有經濟和政府職能，在中國是有市場的，它符合了一小撮腐敗分子利用改革開放機會侵吞國有資產以至全民資產的需要。在他們的鼓惑和利益驅動下，許多地方政府限期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企業經營者，並且通過擔保公司向他們發放銀行貸款。國家經貿委出台了經營者持大股的決定。在權錢結合腐敗猖獗的社會背景下，將演變成為一小撮人利用權力瓜分國有資產的狂潮，從不合法的偷竊演變成合法的瓜分。在外資大量進
入的背景下，權力資本的惡性膨脹在國內不能取得合法性，必然向買辦資本演化並圖謀搞垮共產黨和國家。
為此，就需要詆毀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歷史，張五常這方面言論非常猖狂，在青年學生中流毒甚廣，甚至滲入了國家機關，比如國家經貿委研究中心，兩次以高價請他講演；有專門的報紙如高小勇的《經濟學消息報》替他做經紀人，收取高價安排講座，在張五常被美國判罪之後，還連篇累牘發表他的文章。
因此我們要求公開批判張五常，在理論上揭露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制止對權力國有資產的瓜分。

Ⅵ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盛行的後果不包括（單選）

選C:階級矛盾平穩發展
貧富差距拉大，貧困問題嚴重,階級矛盾突出
自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以來，除個別歷史時期以外，人類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國與國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加劇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內部都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來進行估計，目前全球最富有人口的10％佔有了全球總收入的50%以上；而如果按匯率進行估計，他們佔有全球總收入的2/3以上。
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大部分市場經濟國家，由於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出現了對資方有利的變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一方面，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漲緩慢甚至停滯或下降；另一方面，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劇增，而且越富者收入增長越快。從1979年至2007年美國不同收入群組家庭的平均稅前收入中可以看到，除了最富的20％家庭以外，剩餘的80％家庭的稅前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事實上，稅後收入也是如此）。相反，越是富人收入增長得越快。在這近30年的時間里，全社會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長了51％，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長了89％，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增長了116％，最富的5％的家庭增長了146％，而最富的1％的家庭增長了241％。絕大部分國家的情況也與美國相似。法國巴黎經濟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收集整理的「世界富人收入資料庫」發現，各國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富人們的收入份額從大蕭條開始尤其是在二戰期間急劇降低，在戰後的20多年裡要麼繼續下降，要麼變化不大；而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之後則不斷上升，越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執行得徹底的國家富人收入上升越快。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英國、日本和法國4個國家收入最高的1％富人的收入都出現了上升，尤其是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徹底的美國和英國，分別從1981年的8.0％和6.7％上升到了2007年的18.3％和15.5％。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數據，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40上升到了2010年的0.47。
由於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貧富分化極其嚴重。根據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發布的《全球家庭財富分布情況》，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擁有高達40％的全球家庭財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擁有85％的全球家庭財富。而佔世界人口50％的成年人口擁有的財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財富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892，相當於如果全球總共只有100個人和1000美元的話，其中一個人擁有900美元，而其餘99人每人僅擁有1美元。富人越來越富，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增長緩慢，這些都預示著世界貧困問題的嚴峻。
由於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增加以及貧富差距拉大，許多國家出現了犯罪盛行並且犯罪形勢惡化的現象。現在，全球至少有超過1000萬人被關在各種各樣的監獄裡面，而在2002年，這個指標只有大約900萬人。美國在這方面問題最為嚴重。美國每年發生的犯罪案件和被關進監獄的人口都是全球最多的，其監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是全球最高的。在2010年，在美國發生的犯罪案件超過1000萬起，其中暴力犯罪約125萬起，財產犯罪約908萬起。犯罪案件高發導致美國監獄犯人數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急劇增加。
五、部分前社會主義國家陷入災難性境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東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採納新自由主義政策後的情況。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的數據，到2003年，在26個原蘇東國家中只有7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喬治亞和摩爾多瓦200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摩爾多瓦、喬治亞等5個國家經濟總量仍未恢復到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摩爾多瓦、喬治亞只恢復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認為這次的「轉型蕭條」要比30年代的大蕭條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相當於發生了一次大規模戰爭。
在解體以前，蘇聯是全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是唯一能夠和美國抗衡的國家，無論軍事、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處於世界前列。但今天俄羅斯已經淪落為一個主要靠出賣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以及武器設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的國家。其他絕大部分產業到目前為止尚未恢復到其解體前的水平。
新自由主義極大地破壞了俄羅斯的工業。直到2009年，大部分的工業部門的產出水平仍然未恢復到199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不論是輕工業還是重工業，都一度出現了大幅下降，尤其是紡織業和皮革業等輕工業，到2009年仍然只有各自1991年產出水平的20％多一點，降幅高達77％。重工業相對情況較好，但是仍然減少了50％左右的產量。「休克療法」不僅帶來了經濟蕭條，而且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轉型之前，這些國家都處於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行列，而轉型後，相當一部分國家已經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由於「休克療法」帶來的經濟動盪和惡性通貨膨脹，盧布在國際市場上大幅貶值，僅在1992年蘇聯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新自由主義不僅給蘇東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災難，而且帶來嚴重的人口災難。經濟崩潰和貧富分化加劇，導致蘇東許多國家出現了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的情況。
原蘇東國家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經濟主權受到嚴重威脅。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匈牙利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私有化，但是由於國內的新興階級沒有能力購買大中型國有企業，導致最終收購者多是外國資本。在1998年私有化運動結束時，原來屬於匈國有的生產資料有80％以上成為私人財產或外國資本的囊中之物，國家保留的國有資產減少到社會總資產的20％以下。該國只保留了核工業、發電網、交通、廣播電視發射、27個農業經濟公司和國有森林的產權，其餘產業基本實現了私有化。在此期間，匈經濟卻不進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期間經濟連年衰退，國內生產總值總共下降了近20％；1994年以後雖然經濟有所回升，一直到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才恢復到1989年水平；即便到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相當於在1989―2006年期間年增長率平均為1.4％。
東歐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工業和銀行業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喪失了主導權。在7個蘇東國家中，有4個國家外國資本占銀行業的65％以上，愛沙尼亞居然達到了80％；外資對這些國家工業的控製程度也很高，有3個國家超過了50％，其中克羅埃西亞甚至達到了85％。國民經濟如此嚴重地被外資控制，其國家主權和人民生活必然會受到嚴重影響。由於經濟主權受到威脅，政治主權也會受到影響，而且當出現危機時會受到更大沖擊。
六、拉丁美洲為新自由主義改革付出沉重代價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拉丁美洲在「華盛頓共識」主導下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20世紀9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的巨大破壞後果開始顯現，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宣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失敗，拉美國家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1.新自由主義改革使拉丁美洲國家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以1982年發生的債務危機為標志，拉美經濟結束了戰後30年的持續增長的局面，出現了持續衰退。經過艱難的調整和改革，拉美經濟於1990年年底轉入恢復增長期，1991―2000年，拉美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3.2％，人均GDP年均增長1.2％，雖然高於20世紀80年代水平，但仍明顯低於六七十年代5.5％的水平，更低於東亞國家6.5％―7.5％的水平。
2.失業率攀升，兩極分化，社會不公現象嚴重，社會矛盾激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倡導國有企業私有化，廉價出售的國有資產使得一些政治、商業精英階層一夜暴富，私有化的消極後果卻由普通民眾承擔。根據拉美經委會的統計，1994年拉丁美洲的貧困人口為2.09億，2003年為2.27億。2004年貧困人口占拉美國家總人口的43.9％，其中19.4％（約1億人口）為極度貧困人口。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拉美國家經濟陷入持續衰退，社會矛盾激化，拉美國家接連發生罷工、民眾和軍隊暴動，社會動盪不斷。
3.拉美國家對發達國家產生新的依附關系。新自由主義給拉丁美洲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拉美人民逐漸意識到其弊端，特別是2001年爆發的阿根廷經濟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國左翼政黨上台，紛紛採取措施開始扭轉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經濟社會惡化局面。

Ⅶ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國內還有來周其仁和張維迎，這源幾個人啊，誒~

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

Ⅷ 新自由主義特徵的是

在社會科學中，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經常被提及卻欠明了的概念。在澳大利亞學者曼弗雷德·史泰格和拉里·羅伊看來，新自由主義有三個維度：即意識形態、治理模式與政策。[1] 史蒂芬尼·李·馬奇指出，新自由主義是政治、行政和思想界三大領域的斗爭與合作的產物。[2] 作為一項思想運動，新自由主義的「新」有三層含義：（1）它的根基在英美學術界，同時又具有跨國性；（2）它在福利資本主義和冷戰對立中歷史性地孕育成長；（3）它純粹地強調市場作為權力、回報和自由的源泉，並蔑視政治、行政系統和福利國家。下文對這三個特點分別論述。

一、基於英美的跨國性

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注意，部分是因為它的跨國性和超國家性――也就是說，它的活動中心和組織形式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也是因為它在地理上來說根基於英美知識界。

除參與直接的政治行動之外，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通過解釋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失敗、提出一套經濟復甦的建議方案來為政治精英提供符號資源。通過能夠在國際層面產生強迫性和規范性壓力的政府和組織，如美國政府（或者在更一般性的意義上，富有的「核心」國家）、經合組織、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些符號資源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這些符號資源源自英美，由一批特別的知識生產者提供，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專業興趣。關於這一點，現有的文獻將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英美中心主義描述為：（1）通過美籍和在美國接受教育訓練的經濟學家在拉美改革的直接干預，對自由市場思想進行政治上的合法化和專業地位的提升（在經濟學領域）；（2）經濟學專業的國際化以及對美國學術界專業認證權的強化。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與保守共和黨人、媒體及商界人士形成了一個「邪惡聯盟」，並在全球的新政治運動中進行廣泛的「投資」。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哈諾德?哈勃（芝加哥大學）通過美國國際發展署和一些慈善基金會資助國外的經濟學系，如臭名昭著的「芝加哥幫」家鄉的智利聖地亞哥天主教大學。芝加哥的南方同行也採用同樣的手段去獲取影響力：通過與美國的媒體和經濟學家建立聯系以便在本國獲得權力。

一旦在芝加哥接受過教育訓練的經濟學家因為新的有關經濟管理的政治共識而獲得好評時，他們的焦點會自然地轉向制度和國家：這種所謂的轉向超越了華盛頓共識。由於在國家權力和國際「專家意見市場」中都占據著重要位置，他們既從外部也從內部合法化了他們的新的權力職位。

福卡德從另一角度強調了日益國際化的經濟學專業的美國中心傾向。[3]她指出，經濟學的國際化是重要的：首先，因為它賦予經濟學家獨特的符號資源以便「按照主流經濟意識形態的原則重建社會」。其次，這些轉變可以回饋世界范圍內經濟學家的專業化和社會界定。經濟學沒有正式的、封閉的認證體系，它作為一種專業的國際化過程就會傾向於按照跨大西洋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標准和實踐來進行。

二、在福利資本主義和冷戰中孕育發展

就其作為一場運動的意義而言，新自由主義可以理解為政治和知識領域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反主流斗爭。它是在一個以前蘇聯共產主義的興起、西方民主社會中福利國家的興起（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話來說，虛構的黃金時代）[4]以及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管理的主導地位為標志的歷史時期中孕育發展的。在政治上，這場運動受到那些對國際上鼓吹並實施政府擴張的左派專家倍感沮喪的保守主義者的支持。在知識界，它產生於對凱恩斯主義政治學的這樣一種理解，即認為凱恩斯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主義沖動，無論如何它都將為集權主義鋪平道路。

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在精英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促成了一場廣泛的論戰，人們試圖解釋歐盟文明的衰敗並尋求一條重建之路。在這種背景下，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成為了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核心人物。他和一群在戰後早期被主流政治學界排斥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在瑞士建立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避難所：朝聖山學會。在他的開創性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認為無論是前蘇聯式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還是「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重新分配」都會導致同樣的專制結果――盡管在西方民主國家，這種轉變「更加緩慢、更間接和更不完整」。[5]按照哈耶克的話來說，由於對英語世界中進步論者對納粹運動的特徵的完全誤解感到十分惱怒，該書代表一種意圖糾正把納粹主義與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相等同的傾向的政治干預，也就是說，它是對聲稱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由於「失敗的資本主義體系苟延殘喘」的產物的觀念的一種駁斥。

在美國之外，自由主義智囊團在冷戰區所製造的社會空間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這是它們在1989年之後提供新自由主義專家意見之外的另一項作用。基於在米蘭經濟和社會問題研究中心（CESES）的一項研究，博克曼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局限空間」中，尤其是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後發展起來的。她指出，無論是CESES的建立者，還是其活動的參與者，都沒有強烈或一貫的反共產主義特性。CESES由並不絕對支持鐵幕的任何一方的思想家組成，它提供了一個重要場所為知識生產者分享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驗的知識。之前有學者（如吉爾?伊亞爾）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可扮演經濟知識的實驗室的角色；對這種看法的回應，博克曼強調CESES應該成為新自由主義影響知識專家和政治精英所必需的眾多的知識生產站點之一。

三、市場中心主義：市場作為自由的源泉和判斷標准

與其他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在觀念術語上解放「市場」並將其提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也就是說，在將它從各種類型的政治干預中解放出來――具有獨到之處。它對市場嵌入性的抵制正好與大陸秩序自由主義（這可能是第一個稱自己為新自由主義者的流派）相對立，更不用提介於集權主義和放任自由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的早期表述。值得注意的是，秩序自由主義是一個歷史主義學派，哈耶克在走上徹底的自由放任道路之前，原本信奉的就是該學派的思想。

秩序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動力「嵌入」在政治中。該學派中心人物之一，威爾海姆?羅普克，尤其反對，認為市場是「一個自動運轉的自立的進程」的觀念。盡管也反對中央計劃（補助），秩序自由主義者相信政府幹預在經濟上是必要的。秩序自由主義者呼籲在考慮周到的道德和法律框架之下，由強大和公正的政府支持，採用具有競爭性的措施和制度。他們還呼籲按照經濟人道主義的精神，採用結構化政策消除壟斷，通過去無產階級化和經濟分權政策改善社會中那些弱勢成員的困境。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獨特性體現在一些國際政治組織的使命中，這些組織標志著主流經濟思想的政治制度化。戰後早期產生了三個這樣的組織：中間派民主國際（CDI），成立於1961年，致力於增進基督教民主黨派之間的國際合作並促進新政黨的建立；國際自由聯盟（LI），於1947年在英國牛津成立；社會黨國際（SI），於1951年在法蘭克福成立，源於第一國際（1864-1879）和第二國際（1889）。國際自由聯盟的成立，顯示了秩序自由主義學派的影響，其影響在戰後早期延伸到了斯堪的那維亞、法國、義大利以及一些低地國家。同時，伴隨著國際民主聯盟（IDU）在倫敦成立，新自由主義也在1983年正式開始國際化；在非正式場合，該組織也自稱為「自由國際」。瑪格麗特·撒切爾（英國）、喬治·布希（美國）、雅克·希拉克（法國）和赫爾穆特·科爾（德國）與其他人一起，共同建立了國際民主聯盟。

國際自由聯盟與國際民主聯盟之間的界限是分明的。國際自由聯盟將市場與社區、貧困和社會正義等主題一起予以強調；它並沒有提出關於個體或人類的全面理論，而是強調自由的制度條件，提防壟斷和集權。比較而言，國際民主聯盟明顯地以市場為中心，更加個人主義。在2005年華盛頓政黨領袖會議發布的《華盛頓宣言》中，國際民主聯盟採用代表新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術語――自由企業、自由貿易、私有財產、民主、獨立司法和有限政府――描述自己，卻沒有響應國際自由聯盟對社區、貧困、多邊主義和集權的關注。

國際自由聯盟還強調多邊主義以及少數民族和種群的權利。從它的1997年聲明：「我們相信，個人自由的條件包括法治、對完整和多樣化教育的平等進入、言論和結社自由、對信息的獲取、男性和女性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對多元性的包容、社會融合、私人企業和就業機會的促進。我們相信，市民社會和憲政民主為政治秩序提供最公正和穩定的基礎……我們相信，基於自由市場規則的經濟會產生最有效率的財富和資源分配，鼓勵創新，增進靈活性。我們相信，民主社會在國際法、尊重人權、少數民族和種群的權利、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共同承諾的框架之下通過全球和地區性組織實現緊密合作，是世界和平以及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基礎」。

在國際民主聯盟對其願景的普適性以及對人類天性（即個人「對於自由的渴望」）的把握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新自由主義半宗教性質的元素。這符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對IMF經濟學家「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描述。另外相互響應的是：1974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下議院從公文包中拿出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宣布說「我們信這個」；米爾頓·弗里德曼用半福音式的語調將市場描述為人類自由的源泉和判斷標准。

Ⅸ 新自由主義是怎樣在美國興起的

• 一份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其興起的背後是大國利益的影子。
  美國精英集團深刻認識到凱恩斯共識和貨幣學派的論戰、自由巿場和政府幹預的論戰、平等公正和資本效益的論戰不只是涉及具體的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方法、經濟結構等局部性問題的論戰，而是對美國所代表的整個經濟倫理和道義的根本論戰，進而是涉及美國霸權地位的歷史論戰。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包括信奉市場萬能的貨幣學派最初不過是少數人信奉的信條。60—70年代初期是美國面臨嚴重戰略挑戰的時期，在那個時期，美國精英集團信奉的不受政府幹預的市場經濟體制面臨嚴重的挑戰。這種體制性挑戰是全方位的：在美蘇對抗中，蘇聯居於攻勢而美國則處於守勢，美國在兩霸對抗中開始力不從心，從而面臨戰略調整，出現了尼克松主義；發展中國家普遍將政府幹預和社會公正作為經濟發展的模型，素稱美國後院的拉美各國紛紛選擇國有制和政府幹預；在美國自己的陣營中，西歐國家社會民主黨在歐洲紛紛執政，帶有社會主義特點的體制和政策特徵在歐洲進一步涌現，實現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和政府幹預；而日本則更是以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型對美國體制提出了挑戰。就世界范圍而言，人類的經濟實踐明顯地向公平的一面偏移。就美國國內而言，自羅斯福實施「新政」到20世紀70年代，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政府幹預、社會福利、工會力量、政府管制已經深入經濟的各個方面。市場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在當時的情況下，傳統的自由市場受人病垢，那些提倡削減公共產品、私有化、大力降稅、降低社會福利的思潮沒有多少市場。不僅如此，進入60、70年代以後，美國問題重重。學生運動風起雲涌，工會力量不斷壯大，越戰泥坑越陷越深，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失業率不斷上升。1970年通脹超過6%，1971年高於4%。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出現了對美國傳統體制的批評聲音，一種強大的、廣泛的批評聲音。這種批評挑戰美國體現的傳統資本主義的合理性，美國的體系和美國的霸權都是建立在這種合理性上的。這是美國繼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後面臨的又一個巨大的挑戰，是一次價值體系的挑戰。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價值體繫上的。一旦這種價值體系崩潰，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也會隨之崩潰，導致國家利益的大量喪失。所以這種價值體系的挑戰不僅是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的挑戰，它同時也是國家根本利益的挑戰，是對美國霸權及其存在的道義基礎的挑戰。無法成功地回答這種挑戰，將導致美國霸權的全面崩潰。這種挑戰的嚴重性，頗類似於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臨的挑戰，那種挑戰的實質是對蘇聯體制的道義基礎的挑戰。蘇聯沒有成功地回答這種挑戰，其經濟體制喪失了合理的基礎。隨著世界范圍內對蘇聯體制的放棄，蘇聯霸權迅速崩潰；隨著蘇聯國內對原有體制信心的喪失，蘇聯的整個經濟體系迅速崩潰。
  美國保守的精英集團，對這種挑戰所帶來的歷史危機感的洞察比後來的蘇聯要深刻得多，而且態度也要堅決得多（當然，也許是蘇聯精英們基於理想的喪失而選擇了放棄和投降）。他們敏銳地看到，任何針對道義基礎的挑戰都是一種戰略性挑戰，一種存亡的挑戰。他們對內開始尋求取代羅斯福「新政」以來建立的許多機構和觀念，取消「新政」以來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實施自由市場經濟；對外開始尋求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信條，甚至為別的國家培養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和推銷者。
  一句話，他們要重建美國體制在道義上的優越性，要使美國體製成為世界上唯一有道義基礎的體制，要在世界范圍內推廣美國體制。
  但是，在當時那種歷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間扭轉公眾的認識，回到自由市場時代顯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義從少數人的信條轉化為多數人的共識，從理論轉變為實踐，要扭轉已經形成的歷史慣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義者們協同作戰，全面出擊，長期努力。怎樣才能把零星四散、單兵作戰的新自由主義者組織起來？怎樣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在各個領域里，形成一個協同作戰的新自由主義的自覺聯盟？怎樣才能將各種新自由主義者聯合在一個簡單的共同旗枳下？怎樣找到這面簡潔明快有強烈號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幟？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缺乏的。
  影響歷史的大事件，往往發生於偶然。
  1971年，美國就發生了這樣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劉易斯• F•鮑威爾（LewfeF.Powell)給他的朋友，美國商會主任，小尤金•西德諾（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個備忘錄。這就是著名的鮑威爾宣言,一篇新自由主義的動員令。鮑威爾是美國著名律師，1964—1971年是某一大煙草公司及其他好幾家的董事會成員，曾經為美國煙草行業的法律代理。
  在備忘錄提出的2個月以後，他被尼克松提名國會批准而任職於最高法院。
  對新自由主義而言，這篇備忘錄的題目就非常振聾發聵：《對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攻擊》。這是一個捍衛美國傳統經濟體制，捍衛代表美國經濟體制的意識形態的動員令；一個代表美國企業利益，尤其是大企業利益的宣言；一個推動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迅速發展並在短時間內取得驚人的成功的標志性事件。這篇備忘錄為新自由主義者們，尤其是大企業，提供了一個大膽而全面的綱領性行動計劃。這篇宣言有三大要點：（1)美國自由企業制度受到了可怕的進—攻；(2)要對付這種進攻，任何簡單和零星的辦法都無效；（3)美國企業界必須採取聯合行動。美國前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曾這樣指出：「但共和黨在1964年選舉中失敗後……他們開始考慮怎樣才能使他們的觀念對選民更有吸引力。作為這個努力的一部分，他們轉向了劉易斯•鮑威爾……1971年， 鮑威爾為美國商會寫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備忘錄。在這篇備忘錄里他倡導一種全面的、協同的和長期的努力，在校園學術刊物和新聞媒體中傳播（新自由主義）觀念(New York Times ，2005)」。有人稱其為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在這篇備忘錄里，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會否認美國的自由企業體制正受廣泛的進攻」。「我們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進攻」，「而是一種廣泛的和持續的進攻」，而且這種進攻「獲得了強大的態勢」。
  這些進攻來自何方呢？除了美國一般認為的傳統「左傾」勢力外，他認為對自由企業制度的這種進攻來自於「社會上那些備受尊敬的要素」，大學校園、教會講壇、新聞媒體、知識分子、人文雜志、藝術和科學，以及政治家們。也就是說，這種進攻來自於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責美國媒體，認為許多媒體出於多種動機在不同程度上，要麼與這些「進攻者」協同一致，要麼默許這些人充分利用媒體；他指出美國企業沒有對這種進攻實施有效反擊，實際上容忍了這種對自己的「毀滅」；他指責美國大學年復一年地培養出批判現有體制的畢業生，他認為這一批人為數不多，但能量和影響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種來自於制度內全面的攻擊。
  他認為企業主管不能單純地追求利潤，而且要捍衛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他甚至提議企業至少要有一位執行副總裁級別的主管專職反擊這種攻擊。也就是說，企業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講政治。
  他認為單獨的沒有協同的企業努力是不夠的。他提倡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尤其是企業界要聯合起來，協同努力，長時間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來自於組織結構，來自於仔細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年復一年不間斷的努力，來自於通過聯合行動而獲得的經濟能力，來自於通過聯合行動和全國性組織而獲得的政治力量。」
  他認為，大學校園是這種反對自由企業制度思潮的「最活躍的單個來源」。許多大學教授對美國自由企業體制不復同情，這些人對現行體制傾向於批判而不是評論。「他們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們的爭議吸引學生追隨；他們是多產作家和講授者；他們出版了許多教科書，在同事和學術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人數。」他認為，這種對美國企業制度的批評是不公正的，這些人的影響在校園里沒有得到應有的平衡。他們影響了數以百萬計的學生，而這些不相信美國企業體制的學生畢業後進入了媒體、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業。言下之意，大學校園為美國企業體制培養了毀滅者。
  他認為，為了解決這種校園根源，必須強力介入校園，採取「建設性行為」，以達到在學術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謂「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強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業體製得到「公正」的對待；而使那些批評的因素得到制約。為此他提議，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現有體制的高質量的社會科學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國聲譽的學者；檢查教科書以確保現行體製得到公正的對待；制衡教師，清洗那些不利因素。
  他還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監督和批評公眾、媒體、學術刊物、報刊書籍、小手冊、付費廣告的建議，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東的建議。這些建議的目的是如何影響公眾，使之相信美國企業體制。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變個人和社會對企業、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顯然，這是一個捍衛體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戰略。這是一個美國精英集團要控制話語權，要通過話語權來製造輿論，來重塑公眾思維取向的戰略。
  這份備忘錄對美國新自由主義復興有巨大影響。新自由主義者遵循他的建議，在這份備忘錄的直接影響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機構組織，包括美國著名的思想庫——傳統基金會。這些機構旨在通過幾年甚幾十年的時間來改變和重塑美國公眾的價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場體制深入人心，從而使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推行成為可能。在後來的10多年裡，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從零星的「游擊」，迅速發展為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可謂不是一種奇跡。如果說在這份備忘錄出現以前，新自由主義還處於「自在」的時期，那這份備忘錄的出現使之進人了「自為」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新自由主義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礎設施」，大企業大實業家為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捐款，這些捐款被用來建立和資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庫、壓力集團、代表特別利益的基金會、法律服務中心、學術研究和學術基金、出版和電視機構、傾向性媒體、政治咨詢機構、民意測驗機構和公共關系機構，等等。並在幾乎所有的領域裡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國知名的「權威人士」為新自由主義鳴鑼開道。
  正是新自由主義的這種長期不懈的協同努力，加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這種失敗給美國帶來的各種困境，逐漸改變了美國公眾的價值觀，使自由市場萬能的觀念從一小群人的、幾乎不具影響力、不為多數人接受的觀念，逐漸變為一種人們普遍接受的價值，從美國的保守主義非主流思潮變為世界范圍內的流行價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為是普世價值。
  這份備忘錄出現於1971年。從1971年開始，到1982年裡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間花了 11年時間。
  

Ⅹ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基本觀點有哪些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基本觀點有：

1、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競爭

實質上是撇開人們的社會屬性和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談，脫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製造一種抽象的「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

2、倡導個人主義

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動機和行為。集體的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任何集體的利益的實現不應該以壓制合理的個人利益為代價。社會目標不能抑制個人目標。

3、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自由選擇是經濟和政治活動最基本的原則。應當自由地擁有私人財產，自由地交易、消費和自由地就業。

4、支持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力量

市場的自我調節是分配資源的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進行自由競爭，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惟一途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集中決策體制下不可能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因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決策。

5、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

由國家來計劃經濟、調節分配，破壞了經濟自由，扼殺了「經濟人」的積極性，降低了生產效率，只有讓市場自行其是才會產生最好的結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經濟活動都應該取代公共行為，政府不要過多干預。

6、主張私有化

私有化是保證市場機製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要求對現有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