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新课程理念

『壹』 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含义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含义

综观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的各种表述，
可以说人的全面
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

（
1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基于人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
展，是“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和普遍的发展”
。也就是能够适应极其
不同的劳动需求，
并在交替交换的职能中，
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
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
这种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
既表现为人的体力
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又表现为人的才能和志趣的全面发展。

（
2
）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
斯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
,
“任
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

（
3
）人的全面发展指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它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
的方式，也就是说，全面发展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
“均
匀地发展全部的特性”
。

（
4
）人的全面发展指人的自由发展，包括“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
,
“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
,
“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
,
“个性的
比较高度的发展”等等。

马克思主义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

A
、市场的扩大和交往的普遍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B
、大工业的发展使自由时间增多，从而为个人全面发展创造了重要
条件；

C
、大工业的发展使新的产业不断兴起，劳动变化加速，从而要求人

历史老照片不能说的秘密慈禧军阀明末清初文革晚清

们必须全面发展。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一般地论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
他把人的全
面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
把能
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区别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
准。

补充之十四：实施教育目的的基本要求

（
1
）正确领会和把握全面发展

一方面，
不能把西方传统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与我国现在所讲的人的全
面发展等同起来，
西方传统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局限于人的精神生活和
文化生活，
而忽视生产劳动领域中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实质在于少
数人特别是精神贵族的自我发展问题。
我们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既包括人在生产领域方面的全面发展，
又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
活的全面发展，而且面向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全面发展不是人的各方面均衡发展、平均发展，而是指人
的各方面素质的和谐发展。
它意味着人的高尚的思想信念、
道德品质、
审美情趣、
智力发展以及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有机结合，
使人在工
作和生活中体现出力量、能力、热情和需要的完美和谐。此外，全面
发展不是忽视人的个性发展，
而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
证统一，
德智体等各种素质在人身上的和谐发展正是个性完善发展的
表现。

（
2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坚持全面发展教育是我国教育目的决定的，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历史发展看，我
国既有全面发展教育的正面经验，也有忽视全面发展教育的反面经
验。
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
生理学等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的
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知识与能力、才能与品德等多方面在构
成完整、
完美个体中的相互联系性和自觉性。
这些都从人的身心发展
的理论基础上证实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各育之间的关系

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各育既不可分割，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是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的。各育都具有特定的内涵，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任务
和独特的社会价值与教育价值，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要求我们避免两种片面的倾向：一是只
注重各育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促进性而忽视各育的独特功能；
二是只注
重各育的区别和不可替代性而忽视各育相互促进的作用，
甚至把它们
割裂开来、对立开来。

（
4
）要防止教育目的的实践性缺失

实现全面发展教育目的的要求，
固然需要有扎实有效的教育实践，
但
同时也需要以教育目的的要求来时刻校准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向，
把它
作为衡量、评价教育实践的根本标准。例如，德、智、体诸方面的发
展往往是不均衡的，
学校教育在一定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工作中，
在某
一方面有所侧重是应当的。再如，考试是教育的一个环节，是评价教
育效果的手段，
但不能因此成为教育目的的唯一追求，
否则将造成片
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后果。

补充之十五：课程的定义及其不同观点

课程，简单说是指课业及其进程。在教育上，指学校的课程，即学校
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
课程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
义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
（即教学科目）
的总和，
狭义上指某一门学科。

历史上对于课程的界定，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课程即教学科目。从我国古代的课程“六艺”以及西方中世纪
的课程
“七艺”
来看，
人们把课程视作教学科目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
而最早采用
“课程”
一词的斯宾塞，
也是从诸学科的角度来探讨问题。

（二）课程即学习经验。这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观点。杜威认为
手段和目的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部分，课程不是预先决定的目的，
而是学生的学习经验。
目前，
西方的一些人本主义课程论者都趋向于
这种观点，开始把课程的重点从教材转向个人。

（三）课程即文化再生产。鲍尔斯和金蒂斯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他们认为，
课程事实上都是某种社会文化的反映，
学校的教育职责是
要再生产对下一代有用的知识和价值。也就是说，课程是“从一定社
会的文化里选择出来的材料”
。

（四）课程即社会改造的过程。巴西的弗莱雷是这一主张的代表。该
观点认为课程不是要使学生适应或顺从于社会文化，
而是要帮助学生
摆脱社会制度的束缚。
建议课程的重点放在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和主
要弊端、
学生关心的社会现象，
以及改造社会和社会活动规划等方面。

『贰』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
1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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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2017-12-15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含义
综观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的各种表述，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
（1）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基于人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和普遍的发展”。也就是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在交替交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这种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既表现为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又表现为人的才能和志趣的全面发展。 （2）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 “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3）人的全面发展指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它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全面发展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均匀地发展全部的特性”。
（4）人的全面发展指人的自由发展，包括“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等等。
马克思主义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
A、市场的扩大和交往的普遍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B、大工业的发展使自由时间增多，从而为个人全面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C、大工业的发展使新的产业不断兴起，劳动变化加速，从而要求人
们必须全面发展。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一般地论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他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把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区别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
补充之十四：实施教育目的的基本要求 （1）正确领会和把握全面发展
一方面，不能把西方传统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与我国现在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等同起来，西方传统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局限于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而忽视生产劳动领域中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实质在于少数人特别是精神贵族的自我发展问题。我们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既包括人在生产领域方面的全面发展，又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发展，而且面向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全面发展不是人的各方面均衡发展、平均发展，而是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和谐发展。它意味着人的高尚的思想信念、道德品质、审美情趣、智力发展以及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有机结合，使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力量、能力、热情和需要的完美和谐。此外，全面发展不是忽视人的个性发展，而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德智体等各种素质在人身上的和谐发展正是个性完善发展的表现。
（2）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坚持全面发展教育是我国教育目的决定的，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历史发展看，我国既有全面发展教育的正面经验，也有忽视全面发展教育的反面经验。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等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的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知识与能力、才能与品德等多方面在构成完整、完美个体中的相互联系性和自觉性。这些都从人的身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证实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3）正确认识和处理各育之间的关系
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各育既不可分割，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各育都具有特定的内涵，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独特的社会价值与教育价值，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要求我们避免两种片面的倾向：一是只注重各育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促进性而忽视各育的独特功能；二是只注重各育的区别和不可替代性而忽视各育相互促进的作用，甚至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开来。

『叁』 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中国化的历史反思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是通过教育方针的制定而实现中国化的，这一过程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论断，奠定了我国教育方针几十年发展的历史基调。这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的理想目标相比，具有本土化、世俗化和制度化的鲜明特征。
其一，“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本土化。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本土化，集中地表现在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相融合，成为民族教育思想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精神和物质劳动的社会分工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片面发展”状态。作为解放自身的一种战略，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通过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恩格斯指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这种分工造成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建国初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深刻着本土文化传统的烙印。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不可能自然继承到资本主义的物质遗产，反而要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人类经历了由原始的“全面发展”到社会分工造成的“片面发展”的转折。先哲们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激烈论争，成为历史有名的公案。道家创始人老子坚持“无为而治”，主张人类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去；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试图通过“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来消灭劳心劳力的差别；儒家主张“入世”哲学，孔子认为“君子不器”，不可片面发展。亚圣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因而坚持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主张通过教育来发展人的多方面才能。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这种朴素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经过两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了儒家以德为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传统。新中国建立后把“全面发展”写在教育方针的旗帜上，声明它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承继关系。但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相比，教育方针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一是教育方针从人的素质结构来体现“全面发展”，因而“智育”和“体育”非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二是它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成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因而可以通过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来实现；三是它具有相对性和一定的弹性范围，因而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不断调整或扩充内涵。这些都可以在我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思想根源。
其二，“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世俗化。
教育方针史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世俗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世俗化”并不是指庸俗化，而是社会理想的“非理想化”、功利化过程。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最高理想，只有废除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人类才能获得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超越历史阶段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必然患有严重的“左”倾幼稚病。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正是向这个方向走去，它必须向这个方向走去，并且定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需要许多年份。目前就企图具体实现那完全发展的、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所将造成的此种未来结果，这无疑于教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实际上，建国初教育界对如何理解“全面发展”也曾有过争论。一种观点是主张培养“普通劳动者”，通过“把知识分子在文化程度上压低下来”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任务是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因而把“全面发展教育”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通才教育”。这些观点在当时即受到了严厉批评。
从功利目的看，建国初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原则，是为当时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服务的。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这是写在“教育方针”之前的一段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已不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远大理想，而是具体化了的教育任务和目标。正如时任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陆定一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所能办到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勤工俭学，学生既能做体力劳动，又能做脑力劳动；(二)既要有文化教育，又要有政治思想教育。”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是我党根据“一穷二白”的国情独立思考的结果，其特点有三：第一，降格思维。它把人类的发展问题简化为教育问题，因此并不消极地等待社会历史条件的自然成熟，“经过许多年份”才去培养“能够做所有一切事情”的人。第二，逆向思维。它从教育的角度看人类的发展问题，着重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立足于消灭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去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第三，辩证思维。它强调了教育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社会成员“全面彻底的发展”。
其三，“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制度化。
尽管制度分析不能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但可以回答它植根于中国的原因。实际上，把“人的全面发展”制度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181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部局部有利于工人的《工厂法》，这部法律规定了有关工厂内部劳动时间、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工资福利等内容，特别是规定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条款。尽管《工厂法》对工人的让步是十分有限的，但马克思从中敏锐地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找到了“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肯定了工厂制度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家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进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当然，《工厂法》没有规定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办法，因而“义务教育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被切实地推行开来。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中国化是通过制度化得以实现的。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提出“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的方针，随后教育部于1952年3月18日颁布了三项规程，分别对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为例，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其主要目标如下：一、智育方面：使儿童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和社会、自然的基本知识。二、德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三、体育方面：使儿童具有强健的身体，活泼、愉快的心情以及卫生的基本知识和习惯。四、美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这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已经由理想状态进入操作层面，以后尽管表述方面略有更动，并且时常出现把“全面发展”曲解为“平均发展”或“分别发展”的现象，但其基本内涵一直沿用至今。1995年《教育法》颁布后，更成为国家意志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准则。“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制度化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级各类学校都明确了诸育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并据此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制订考核标准、落实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二是建立了指导诸育工作的党政组织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各育工作的重要政策；三是形成了教育科学的分类标准和基本框架，完善了以“德育论”、“教学沦”、“体育论”、“美育论”等为基础的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

『肆』 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的多方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中国化的历史反思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是通过教育方针的制定而实现中国化的，这一过程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论断，奠定了我国教育方针几十年发展的历史基调。这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的理想目标相比，具有本土化、世俗化和制度化的鲜明特征。
其一，“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本土化。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本土化，集中地表现在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相融合，成为民族教育思想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精神和物质劳动的社会分工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片面发展”状态。作为解放自身的一种战略，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通过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恩格斯指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这种分工造成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建国初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深刻着本土文化传统的烙印。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不可能自然继承到资本主义的物质遗产，反而要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人类经历了由原始的“全面发展”到社会分工造成的“片面发展”的转折。先哲们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激烈论争，成为历史有名的公案。道家创始人老子坚持“无为而治”，主张人类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去；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试图通过“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来消灭劳心劳力的差别；儒家主张“入世”哲学，孔子认为“君子不器”，不可片面发展。亚圣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因而坚持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主张通过教育来发展人的多方面才能。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这种朴素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经过两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了儒家以德为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传统。新中国建立后把“全面发展”写在教育方针的旗帜上，声明它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承继关系。但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相比，教育方针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一是教育方针从人的素质结构来体现“全面发展”，因而“智育”和“体育”非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二是它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成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因而可以通过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来实现；三是它具有相对性和一定的弹性范围，因而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不断调整或扩充内涵。这些都可以在我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思想根源。
其二，“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世俗化。
教育方针史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世俗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世俗化”并不是指庸俗化，而是社会理想的“非理想化”、功利化过程。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最高理想，只有废除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人类才能获得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超越历史阶段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必然患有严重的“左”倾幼稚病。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正是向这个方向走去，它必须向这个方向走去，并且定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需要许多年份。目前就企图具体实现那完全发展的、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所将造成的此种未来结果，这无疑于教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实际上，建国初教育界对如何理解“全面发展”也曾有过争论。一种观点是主张培养“普通劳动者”，通过“把知识分子在文化程度上压低下来”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任务是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因而把“全面发展教育”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通才教育”。这些观点在当时即受到了严厉批评。
从功利目的看，建国初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原则，是为当时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服务的。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这是写在“教育方针”之前的一段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已不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远大理想，而是具体化了的教育任务和目标。正如时任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陆定一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所能办到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勤工俭学，学生既能做体力劳动，又能做脑力劳动；(二)既要有文化教育，又要有政治思想教育。”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是我党根据“一穷二白”的国情独立思考的结果，其特点有三：第一，降格思维。它把人类的发展问题简化为教育问题，因此并不消极地等待社会历史条件的自然成熟，“经过许多年份”才去培养“能够做所有一切事情”的人。第二，逆向思维。它从教育的角度看人类的发展问题，着重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立足于消灭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去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第三，辩证思维。它强调了教育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社会成员“全面彻底的发展”。
其三，“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制度化。
尽管制度分析不能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但可以回答它植根于中国的原因。实际上，把“人的全面发展”制度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181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部局部有利于工人的《工厂法》，这部法律规定了有关工厂内部劳动时间、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工资福利等内容，特别是规定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条款。尽管《工厂法》对工人的让步是十分有限的，但马克思从中敏锐地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找到了“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肯定了工厂制度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家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进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当然，《工厂法》没有规定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办法，因而“义务教育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被切实地推行开来。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中国化是通过制度化得以实现的。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提出“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的方针，随后教育部于1952年3月18日颁布了三项规程，分别对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为例，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其主要目标如下：一、智育方面：使儿童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和社会、自然的基本知识。二、德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三、体育方面：使儿童具有强健的身体，活泼、愉快的心情以及卫生的基本知识和习惯。四、美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这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已经由理想状态进入操作层面，以后尽管表述方面略有更动，并且时常出现把“全面发展”曲解为“平均发展”或“分别发展”的现象，但其基本内涵一直沿用至今。1995年《教育法》颁布后，更成为国家意志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准则。“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制度化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级各类学校都明确了诸育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并据此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制订考核标准、落实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二是建立了指导诸育工作的党政组织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各育工作的重要政策；三是形成了教育科学的分类标准和基本框架，完善了以“德育论”、“教学沦”、“体育论”、“美育论”等为基础的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

『伍』 新课程改革标准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是什么急急急！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靳玉乐 艾兴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推广阶段，但当前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会对新课程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必须正确对待和引导。

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

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次课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改革的理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第二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第三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建构主义。

我国正在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的真理观、知识观为强调发展儿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肖川：《知识观与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

——钟启泉：《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和非线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

———周勇：《现代课程改革的知识重建思路与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隐隐约约能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是一个需要我们行动、对话和合作、回荡着多元声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课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轻视知识”思潮的争论，其目的也是为明确或澄清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就会导致改革实践上的不知所措。

我们并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要以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 克 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马 克 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 克 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 克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泽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马 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 克 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它特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条件上，不能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 克 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不能不讲传统，与传统一刀两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刘硕：《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情况，另起炉灶，割裂革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国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我国并不是课程理论的源发国家，已有的课程理论，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基本观点大都是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毋庸置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的课程理论，对国外的课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课程理论非常必要。然而，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所谓借鉴，指的是拿别人的事作为镜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华词典编写组：《新华词典》，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见借鉴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个是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

我们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课程理论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存精华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进的课程理论，也未必能用来作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任何课程理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实践条件，不是所有先进的课程理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和经验，梳理我们传统的课程思想，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课程理念，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种概念、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论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借鉴了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理念和经验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我国不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整体水平来讲，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数量还少，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发展得远远不够。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中小学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吴永军 宁婷婷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事关课程改革成败和基本方向的理论基础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鸣。本文试图对国内学者有关理论基础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该项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对收集到的论文及相关著作进行详细而深入地分析。笔者带领4位研究生通过《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经过三个月的收集与整理，统计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关论文有240余篇，其中登载于核心期刊的有130余篇。笔者对此进行编目，在泛读、统计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再从20余种核心期刊中筛选出100篇论文进行详细阅读和分析。与此同时，笔者还兼顾了少量来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对已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的相关章节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许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等三方面内容。对此，笔者主要围绕这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基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是在讨论课改的理论基础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识到了在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清与混用等现象，但很少有学者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概念作详细的区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等同，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探讨。靳玉乐、艾兴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显然该文将两者等同而用。

第二，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罗槐认为应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学理论。”[2]高天明认为，在讲课改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认为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

第三，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探讨。和学新认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都有理论依据的功能，但在具体使用上具有层次上的区别[4]，“‘指导思想’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宏观层面来使用，指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则或方法论层面的东西，‘理论基础’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一般指具体的理论依据。”[5]

(二)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

1、理论基础是什么

2005年5月28日，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文章，文中阐明了对新课改理论基础的看法，随后《中国教育报》又相继推出相关的两组文章，自此以靳玉乐、艾兴的文章为引子，以《中国教育报》为主要平台的关于“课改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论争由此展开。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一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否“含糊不清”。靳玉乐等认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谁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一些学者如陈培瑞、崔国富、范会敏等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如陈培瑞指出，课改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有新课程理论体系，但“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实在是看不出”，只是“隐约觉察到了这次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混乱”[6]。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福迎认为，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7]。

二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部分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这引起了学者们对“理论基础应在什么层次上探讨”的争论。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应以后现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还有学者对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争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应坚持一元论，而在理论基础方面应坚持多元论。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主张，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如靳玉乐等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新课改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1]。

针对靳文，学者们又对“理论基础到底应该在什么层面上来探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认为，靳玉乐等提出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而罗槐又对高天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高天明的观点有些偏颇。他认为，无论是从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如何在‘多元性’中‘博采众长’”的需求来说，都应该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是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2]。

另一种观点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如马福迎认为，课程改革理论要“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智力等理论，也包括对“基础理论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7]。

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本陆在《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是有启发的，但仅靠它们来支撑中国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在是太单薄了……课程改革的理论建设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如果没有对教育学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吸纳，最好不要老把科学真理、先进理念之类的漂亮词汇挂在嘴上”[8]。潘新民、张薇薇指出“后现代知识观具有反科学知识倾向，不宜作为新课改的主导知识观”。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后现代知识观[9]。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均表达了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相结合，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思想。如王华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多样化与多元论等几个基本概念，才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认为，靳玉乐等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并为一体，这与高天明所说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含义是不同的。靳玉乐等还把“多元论与多样化混为一义”，而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论基础的多样化”，认为“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基础相结合的原则”[10]。和学新认为争论问题的实质是“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以及如何对理论资源进行取舍和消化的问题”。他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学说，“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在对各种理论学说，全面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有所取舍”[5]。

2、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一些西方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充斥着教育领域。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主要指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出生于外国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它是否是舶来品等问题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有学者对课改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评”，认为其理论基础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王本陆认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其中“不问国情论”是新课改理论专家所坚持的。新课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8]。宋翠娥、王宝钧将我国现在的国情与20世纪的美国比较后认为，“从总体上讲，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和案例在我国还不具备实践的社会背景"[11]。

针对这些“批评”，有学者给予了回应。屠莉娅指出，从事实上看，“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对异域经验的借鉴已经远远超过了照搬迁移的层次”。她认为“盲目指称新课程改革是‘充当西方教育理论的试验田’，是‘光靠别人思考’的西方现行教育体系的舶来品，一定程度上是无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水准上取得的进展”。另外她还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不等于忠实于某种既定的教育理论”；“不能人为地确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12]。

3、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

新课改理论基础对传统是合理继承了还是与传统“一刀两断”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课改“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如王策三认为在教育改革创新时出现了一些误解。一是“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炉灶，另来一套”。二是把改革对象和改革主张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极端[13]。杨启亮则指出“在课程与教学变革中存在着本土化的缺失，应当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守护变革的本土化，这是每个中国人(匹夫)的文化责任”[14]。

针对“批评”，有学者进行了“反驳”。钟启泉、有宝华认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会试图在传统文化这一宝库中撷取思想财富，寻求理论支撑，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在其中获得了滋养。不仅“在国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各科课程标准等)中都渗透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诠释和论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中也明确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与新课程联系起来”。而《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得出新课改的倡导者以及新课程“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重起炉灶，另来一套”的结论是武断和偏执的。另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谓传统?教育所继承的传统具体是什么?第二，改革是破与立的行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别是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时，‘重起炉灶’往往不可避免，这难道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何况为稳重起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先立后破’和‘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15]

三、对该项研究的评价及展望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激烈争论，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里的基本特征：观点纷呈，各执一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反思这些研究与争论，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简单化”倾向：要么强烈质疑(甚至否定)，要么充分肯定，过于溢美。许多研究成果各执一词，偏于一隅，从自身比较狭窄的视域出发，据理力争，而往往这个“理”又多少有所偏颇。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总是站在各自立场，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通。

二是许多争论背后显现出的是对新课改的误解与曲解。有些被“边缘化”的学者根本不了解新课改的全貌，“立论”时伴随很多“想象”，以思辨类的反思文章为主，大多从自己已有的经验或倾向出发，同时用各种理论(包括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进行佐证、分析，最后得出“情绪化”结论(多半是非议甚至诋毁)。例如，新课改饱受争议的是其确立了“后现代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传统”的忽视乃至否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误解。本次新课改无论是从指导本次新课改的根本性法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来看，还是权威性的新课改的阐释(如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具有现代取向，这是许多质疑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文章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一点。至于少数参与新课改的学者在文章或演讲中“矫枉过正式”地不负责任地对传统教育简单否定的言行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新课改的政策及整体的新课改队伍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以及一线教师经常把一些“强势学者”的言论与国家的课改政策相混淆。

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往往就新课改而论新课改，局限在“教育(课程)视域”里，缺乏应有的历史观与广阔的“社会学视角”的洞察。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关于理论基础的争论相信还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应当确立以下几种意识：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即辩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常识和世界视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历史进程，这种借鉴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同时更能为我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式。

二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融通”意识。研讨与争论时，应力求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千万不能偏于一隅，自说自话。尤其是在激烈交锋时，就说理而言，应当首先把参与各方争论的“前提”搞清楚，再据理力争。

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合起来，全面理解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就整体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现代化及实现“现代性”依然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多重社会转型”时期(广大地区如西部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有些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更要时刻警惕基于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想无疑是一剂良药和清醒剂。

两篇理论文章,足够你用了..........

『陆』 新课程理念下，如何认识进行探究性学习的重要性

探究性学习指的是仿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科学内容。从而在掌握科学内容的同时体验、理解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掌握可以能力的方式。探究性学习以育人为本，尊重人的全面发展，以学生自由选题，自主探究，自主创造为宗旨，极大地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以指向个体为主要特征的目标群，可以是每个学生超越自我，超越昨天，达到各自期望以及可能达到的发展目标。这正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关键所在。 Creativity is not something one is just born with,nor is it necessarily a character of high intelligence.Just being highly intelligent does not mean that he uses it creatively.Creativity is the matter of using the resource one has to proce new ideas that are good for something .Unfortunately,schools have not tried to encourage creativity.With strong attention to test resul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writing and mathematical skills,many ecators give up creativity for correct answers.The result is that children can give back information but cannot recognize ways to use it in new situations.They may know the rules correctly,but they are unable to use them to work out practical problems. 教师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指导学生对课堂提供的有效信息的加工、提炼、分析、归纳、把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移植”给学生。这个过程无疑是最好的创造训练过程。使课堂教学成为创造过程，必须特别对领悟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对于概念、原理、法则，教师不必强求学生都加以理解，而应该充分运用学生的领悟能力，或者创造条件，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让学生去领悟，或者根据实际让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实践中去领悟。学生由对知识的不求甚解，到教师提供的有效信息，自我领悟知识的内涵，从本质上讲就是学生对知识的创新过程。 ”---苏霍姆林斯基

『柒』 新课标具体内容

新课标内容
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
一些人忽视了态度、情感、价值观，其实它是新课标三维目标体系中的一维，其重要性不差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

课程标准是国家课程的基本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本次课程改革将我国沿用已久的教学大纲改为课程标准，反映了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基础教育各门课程标准的研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工作。经过近300名专家的共同努力，18种课程标准实验稿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编辑本段]为什么要课程改革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是集中体现和反映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载体，因此，课程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们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作的主观反应。因此，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一定社会中的教育是否要进行改革，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标乃至规模。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地说明了上述论断。
整个教育发展史的事实表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都将引发学校教育的重大变革。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之所以被人们称做教育改革的世纪，其原因也在于此。
工业经济时代的学校教育模式的功能或价值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生产者和劳动者，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工具。学校教育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价值。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专注于经济增长、不顾人的发展的教育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不着手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将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各国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原因也在于此。
同过去时代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等方面的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或物资力量相比较，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人，对于21世纪人类发展则具有越来越关键的意义。所谓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掌握基本的学习工具，即阅读、书写、口头表达、计算和问题解决；二是要具备基本的知识、技能，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只有这样，他才能具有能够生存下去、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才能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并能终身学习。
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既往的七次课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同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肩负的历史重任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原因如下。
第一，固有的知识本位、学科本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所产生的危害影响至深，这与时代对人的要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第二，传统的应试教育势力强大，素质教育不能真正得到落实。
课程结构单一，学科体系相对封闭，难以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脱离学生经验和社会实际；学生死记硬背、题海训练的状况普遍存在；课程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和甄别、选拔的功能；课程管理强调统一，致使课程难以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制约及产生的不良影响，都足以说明推进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针对性。
[编辑本段]课程改革的目标
概括地说，这次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工业经济对于“效率”的崇拜又决定了学校教育必须以简约、规范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因此，建立在对知识加以分门别类基础之上的分科课程就成为课程结构最重要的特色。此外，各门学科对于各自领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权威性”的追求，不仅造成了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而且使教科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尊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教科书为载体知识便处于核心地位，成为制约教师和学生活动的依据。换言之，知识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目的。
现行课程体系的上述特征，都反映了这么一种教育理念或关于人的发展观：国家和社会发展集中地体现为经济的发展，因此，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乃是学校课程体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它也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全部内涵。
显然，如果不根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现存的应试教育的弊端，素质教育就不能推行。
为了实现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同时针对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存在的弊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本次课程改革的六项具体目标。这些目标构成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体框架，体现了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系统工程。
一、实现课程功能的转变
二、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三、密切课程内容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
四、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
五、建立与素质教育理念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
六、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制度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端正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如果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这一点，课程改革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素质教育就会流于形式。同以往相比，这次课程改革在如何看待学生、学习、知识、发展、课程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转变。
一、学生观
学生是教育工作的最主要的对象，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学生，这是教育工作者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学生观的核心内涵是，学生究竟是人还是物。至少在口头上，几乎任何人都认为学生是人，然而，在我们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却普遍存在着把学生当做任人摆布的物的现象。这涉及一个如何看待人的问题。这次课程改革对于学生的看法坚持了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学生具有“被决定”的一面。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阐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新课程必须具有必要的统一性、规范性，这一点在课程标准中得到了体现。
第二，作为具有主动性生命形式的人，学生与无生命的物和有生命的植物、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主动性，使人能够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超越自我。因此，在课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保护并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第三，学生具有“未完成性”。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未完成性是指：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具有丰富的潜能，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蕴藏着对于复兴中华民族大业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充分发展是这次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使命。
二、发展观
自古以来，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教育追求的理想，然而，应试教育的模式严重地限制了“发展”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谓“发展”仅仅是指通过各种考试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增加或熟练。这种专注于工具价值的发展观严重地破坏了人的内在的自然，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人的本体价值的实现。应该看到，人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乃是内在地统一于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中的。为了充分发挥课程之于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这次课程改革除了在课程结构、教学过程、课程评价方面作了调整之外，还强调各科的课程标准都必须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厘定应该达到的目标。只有坚持全面发展的观点，才能实现“发展”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即发展乃是质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即教育乃是养成学生的健全的个性或人格。
三、知识观
从前面的表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工业经济时代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传授知识，因而，系统的知识几乎成为“课程”的代名词。知识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人们赋予了知识一些“神圣”的特征。知识不仅是绝对的，而且也是客观的，因而，知识成为了外在于人的、与人毫无关系的、类似于地下的矿物那样的客观存在物。对于知识而言，人们惟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发现”。对于学校里的学生而言，他们的任务乃是接受、存储前人已经“发现”了的知识。在这种知识观的指导下，学校教育必然会出现书本中心、教师中心、死记硬背的现象。
这次课程改革坚持实践的观点，并吸纳当代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复杂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认为知识属于人的认识范畴，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得到检验的。换言之，无论新知识的获得或是现成知识的掌握，都离不开人的积极参与，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活动。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探究的过程、选择的过程、创造的过程，也是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乃至正确世界观逐步形成的过程。因此，这次课程改革要求在师生关系、教与学的方法等方面都要有重大变革，强调教师要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富有个性地学习。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不再是接受和存储知识，而是学会探究，以便为终身继续学习奠定基础。
四、课程观
课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直接受制于教育目的，所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课程观。“课程即教学的科目”或“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展的总和”等是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里的“教学科目”或“教学内容”主要是指教师在课堂中向学生传授分门别类的知识。这种课程观最大的弊端是：教师向学生展示的知识世界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和简约性，这与以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毫不匹配，于是教育、课程便远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在实践中，与知识、技能的传授无直接关系的校内外活动，往往被看做是额外的负担而遭到排斥。这种知识本位的课程显然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基础教育课程应该全力追求的价值是促进学生和社会的发展。为此，要积极利用并开发各种课程资源，除了知识、技能之外，人类创造的所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自然存在物都可以是构成课程的素材。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些素材的教育意义都是潜在的，只有通过学生个人的经验才能够被激活而得以彰显。为此，必须拆除阻隔学校与社会、课程与生活之间融会贯通的藩篱。惟有如此，学生才会感到，学习不是生活的额外负担，而是生活的需要；而且，原先在被迫接受的“学习”活动中处于边缘位置(有时甚至作为教育的消极因素而遭到排斥)的情感、体验也将获得与理智同等的地位。
[编辑本段]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是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的纽带，是课程实施活动顺利开展的依据。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根据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对现行课程结构进行调整，调整的主要任务和方向是优化课程结构。
第一节 课程结构的调整
课程结构调整就其实质而言，就是重新认识和确立各种课程类型以及具体科目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价值、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课程类型主要有：①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这是从课程内容所固有的属性来区分的两种类型。其中，学科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传承人类文明，使学生掌握人类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经验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使学生获得关于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和真切体验。②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这是从课程内容的组织方式来区分的两种类型。其中，分科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使学生获得逻辑严密和条理清晰的文化知识，而综合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通过相关学科的整合，促进学生认识的整体性发展并形成把握和解决问题的全面的视野与方法。③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这是从课程计划中对课程实施的要求来区分的两种类型。其中，必修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共性，而选修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④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这是从课程设计、开发和管理主体来区分的三种类型。其中，国家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通过课程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地方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通过课程满足地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校本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通过课程展示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特色。上述各类课程所具有的特定价值以及每组课程类型所具有的价值互补性，意味着它们在学校课程结构中都拥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即学校的课程结构应当是由各种课程类型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我国现行的课程结构，存在着较严重的不足。首先，在学校课程中学科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经验课程则微乎其微；分科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综合课程则微乎其微；必修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选修课程则微乎其微；国家课程备受关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课程类型的单一使得在注重发挥一种或几种课程类型价值的同时，忽视或放弃了其他课程类型在学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学生在这种单一课程的“滋养”下，其片面发展在所难免。其次，学校课程中各具体科目之间的比重失衡，语文、数学等科目所占的比重过高，挤占了其他学科的时间，从而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针对现行课程类型结构单一的状况，在新的学校课程结构中设计了与学科课程相对应的经验课程，与分科课程相对应的综合课程，与必修课程相对应的选修课程，并为开发与国家课程相对应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学校课程类型的多样化是全面实现课程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多种课程类型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将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学生过分追求学业高分、综合素养低、主动学习能力弱的状况提供有利条件。针对现行课程结构中科目比例失衡的状况，新的课程计划分别将语文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4％(1992年)降至20％～22％，将数学由原来的16％(1992年)降至13%一15%，并对其他传统优势科目所占的比重进行了适当的下调。同时，将下调后积累下来的课时量分配给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与校本课程。其中，综合实践活动拥有了6％一8％的课时，地方与校本课程拥有了10％一12％的课时。显然，学校课程体系中具体科目比重关系的调整折射出我国开展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即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动和自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本次课程结构的调整将扭转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中小学课程类型单一、科目比重失衡的局面，从而实现学校课程类型多样化、具体科目比重均衡化的要求。
《纲要》第二部分对新课程结构的主要内容做了明确的阐述。
(一)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小学低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等课程；小学中高年级开设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科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等课程。
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积极倡导各地选择综合课程。学校应努力创造条件开设选修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
的语文、艺术、美术课中要加强写字教学。
(二)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在开设必修课程的同时，设置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开设技术类课程。积极试行学分制管理。
(三)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具有初步技术能力。
(四)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等项改革，试行通过“绿色证书”教育及其他技术培训获得“双证”的做法。城
市普通中学也要逐步开设职业技术课程。
《纲要》明确要求课程设置必须“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既是本次课程结构调整的三条基本原则，又是新课程结构区别于现行课程结构的三个基本特征。可以说，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是我们全面领会和理解新课程结构的三把钥匙。
课程结构的均衡性是指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各种课程类型、具体科目和课程内容能够保持一种恰当、合理的比重。根据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新课程结构包容了各种类型的课程和多种与现实社会生活以及学生的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目，同时通过课时比例调整，使其保持适当的比重关系。这是从课程方案层面体现出来的均衡性。如何在实践层面上落实?
首先要承认每门课程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它们在实现新课程的培养目标上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要承认每门课程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没有一门课程能够包打天下，实现所有的课程目标。课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整体发挥课程功能， 全面实现课程目标的必然要求。
再次要承认课程之间在教学任务上有轻重之分。义务教育阶段设置的各门课程依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学科自身的特点以及课程之间的关系，在课程开设顺序上有先有后，在课程内容安排上有多有少，在课时比例设计上有高有低，从而使各门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所处的位置和所承担的任务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各门课程要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别对待的目的正是使课程之间保持一种均衡，从而实现课程的整体优化。从学生角度来说，均衡性也决不是指学生各学科或各领域平均发展，而是指个性的和谐发展。
课程结构的综合性是针对过分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而提出的。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学科的综合性。就一门学科而言，注重联系儿童经验和生活实际；就不同学科而言，提倡和追求彼此关联，相互补充。新课程结构重视了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整合，加强了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从而改变了现行课程过分强调学科本位的现象。
第二，设置综合课程。设置综合课程是课程结构综合性的集中体现。本次课程改革不仅开设了与分科课程相对应的综合课程，而且规定，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这也就是说，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在学校课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是随着学校教育层次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低年级的课程结构中，综合课程要明显超出分科课程。随着年级的增高，综合课程在课程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分科课程所占比重则逐渐提高，并最终超出综合课程。对课程结构进行这样的调整，不仅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师资队伍的状况。正是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师资条件，本次课程结构调整制定了综合课程和分科课程并存的“自助餐”式的课程计划，供各地选择。在“综合型”的课程计划中，原有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被整合为科学，历史、地理被整合为历史与社会，美术、音乐被整合为艺术，这三个科目皆属于综合课程的范畴；此外，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以及综合实践活动作为高度整合的综合课程在课程计划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显然，在新的基础教育课程结构中，综合课程已经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国家积极倡导各地实施以综合课程为主的课程计划。综合课程的开设将会有力地改变现行课程科目过多或缺乏整合的现状。从实践层面讲，实施综合课程一定要以综合的观念为指导，真正发挥综合课程的价值和作用。
第三，增设综合实践活动。如上所说，这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课程，是本次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为此，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门非学科领域，是基于生活实践领域的课程，它是基于学习者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实践性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起点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学生从自身经验中形成问题，从经验中去获得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
课程结构的选择性是针对地方、学校与学生的差异而提出的，它要求学校课程要以充分的灵活性适应于地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显著的特色性适应于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方向，以选择性适应于学生的个性发展。由此可见，课程结构的选择性主要涉及各级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校长与教师)、学生如何选择课程，以及我们的教育能给地方、学校与学生提供多少课程以供选择。选择性的集中体现是新课程适当减少了国家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在义务教育阶段，将10％～12％的课时量给予了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从而形成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级课程并行的层次结构。这无疑能够激发地方和学校在课程开发与实施上的主动性，也有助于真正实现学校课程的多样化，从而体现地方特色、学校特色。选择性还体现在国家课程的变通性上。就课程类型而言，国家提供套餐式方案，供地方和学校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选择；就课时比例而言，国家划定范围，供地方和学校选定；就课程内容而言，国家制定课程标准，在保证义务教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反映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特点。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教育应促进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此，课程结构的选择性最终必须落实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上，这就要求地方和学校必须加强选修课程的建设。新的课程计划倡导适当减少必修课程的比重，增加选修课程的比重。
《纲要》第三条明确规定：“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义务教育课程应体现义务教育的基本性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基于此，本次课程改革将义务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九年一贯地进行课程设置。实际上，这也正是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的体现。“整体”指将各类课程按横向关系组织起来，通过课程的横向组织，使各门课程在差异得以尊重的前提下互相整合起来，消除以往学科本位所造成的学科之间彼此孤立甚至壁垒森严的对立局面，使各门课程、各个学科产生合力，使学习者的学习产生整体效应，从而促进学生人格整体发展。“一贯”指将各类课程按纵向的发展序列组织起来。就一门课程而言，要强调“连续性”，使课程内容在循环中加深、拓展，并不断得到强化、巩固；就各门课程关系而言，要强调“顺序性”，使不同课程有序地开设，前后相互连贯，同时使课程门类由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渐增加。从而使学习者的学习产生累积效应，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分科课程是一种单学科的课程组织模式，它强调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从课程开发来说，分科课程坚持以学科知识及其发展为基点，强调本学科知识的优先性；从课程组织来说，分科课程坚持以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为线索，强调本学科自成一体。因此，分科课程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有助于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它是学生简捷有效地获取学科系统知识的重要途径；第二，有助于体现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结构性，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科尖端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第三，有助于组织教学与评价，便于提高教学效率。但是，分科课程容易导致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容易导致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容易导致将学科与学科彼此之间割裂，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应该承认现行的分科课程这些缺点是比较突出的。

『捌』 如何在教学设计中体现新课程理念

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教学活动设计也应该营造一个动态的、生成的、开放的环境。因此，教学设计要符合以下要求：
1、教学目标设计要将三维目标有效整合
教学目标是教学双方积极活动的标准，也是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准，同时也是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教学目标设计时要确立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有效整合，不可片面重视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因为三维目标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偏废或忽视任何一方，都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设计教学目标时应确立综合发展的要求，自觉坚持教学目标的多元化。既有学生在认知领域应该达成的目标，也要有学生在操作实践领域应该达成的目标，还要有心理、道德、素质等方面达成的目标。
2、教学起点设计要对学生全面综合分析
学生起点行为是设计教学起点的基本依据之一。学生当前的学习状态与所需达成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学习需要，教师要把设计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学生的起点行为就是学生己经知道什么，学生在新任务完成中所需要的先天智能和情感条件。学生的个性特征分析是设计教学起点的基本依据之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性别、年龄差异，学习兴趣、动机、学习的期望值，学习方式、人际交往等因素。以此确定教学基点，让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日有所进。
3、教学内容设计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水平对教材进行再创作
教师要以系统而灵活的方式将教学内容组织起来，以帮助学生意识到所学内容的内在顺序，了解各部分内容和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所学内容。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体现在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资源中，而这些内容有时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学生实际，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对教材进行再加工，通过取舍、补充、简化、拓宽、延伸等方式，重新选择有利于目标达成的有效材料。对选定的学习内容还要进行序列化组合，使之既符合学科本身的逻辑顺序，又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顺序。把学生所学教材的知识结构与学生己有的认知结构很好地衔接起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玖』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实现人的平均发展

这句话是错误的。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的多方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中国化的历史反思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是通过教育方针的制定而实现中国化的，这一过程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论断，奠定了我国教育方针几十年发展的历史基调。这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的理想目标相比，具有本土化、世俗化和制度化的鲜明特征。
其一，“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本土化。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本土化，集中地表现在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相融合，成为民族教育思想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精神和物质劳动的社会分工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片面发展”状态。作为解放自身的一种战略，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通过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恩格斯指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这种分工造成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建国初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深刻着本土文化传统的烙印。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不可能自然继承到资本主义的物质遗产，反而要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人类经历了由原始的“全面发展”到社会分工造成的“片面发展”的转折。先哲们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激烈论争，成为历史有名的公案。道家创始人老子坚持“无为而治”，主张人类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去；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试图通过“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来消灭劳心劳力的差别；儒家主张“入世”哲学，孔子认为“君子不器”，不可片面发展。亚圣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因而坚持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主张通过教育来发展人的多方面才能。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这种朴素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经过两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了儒家以德为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传统。新中国建立后把“全面发展”写在教育方针的旗帜上，声明它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承继关系。但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相比，教育方针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一是教育方针从人的素质结构来体现“全面发展”，因而“智育”和“体育”非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二是它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成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因而可以通过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来实现；三是它具有相对性和一定的弹性范围，因而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不断调整或扩充内涵。这些都可以在我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思想根源。
其二，“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世俗化。
教育方针史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世俗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世俗化”并不是指庸俗化，而是社会理想的“非理想化”、功利化过程。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最高理想，只有废除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人类才能获得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超越历史阶段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必然患有严重的“左”倾幼稚病。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正是向这个方向走去，它必须向这个方向走去，并且定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需要许多年份。目前就企图具体实现那完全发展的、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所将造成的此种未来结果，这无疑于教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实际上，建国初教育界对如何理解“全面发展”也曾有过争论。一种观点是主张培养“普通劳动者”，通过“把知识分子在文化程度上压低下来”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任务是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因而把“全面发展教育”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通才教育”。这些观点在当时即受到了严厉批评。
从功利目的看，建国初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原则，是为当时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服务的。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这是写在“教育方针”之前的一段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已不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远大理想，而是具体化了的教育任务和目标。正如时任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陆定一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所能办到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勤工俭学，学生既能做体力劳动，又能做脑力劳动；(二)既要有文化教育，又要有政治思想教育。”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是我党根据“一穷二白”的国情独立思考的结果，其特点有三：第一，降格思维。它把人类的发展问题简化为教育问题，因此并不消极地等待社会历史条件的自然成熟，“经过许多年份”才去培养“能够做所有一切事情”的人。第二，逆向思维。它从教育的角度看人类的发展问题，着重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立足于消灭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去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第三，辩证思维。它强调了教育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社会成员“全面彻底的发展”。
其三，“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制度化。
尽管制度分析不能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但可以回答它植根于中国的原因。实际上，把“人的全面发展”制度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181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部局部有利于工人的《工厂法》，这部法律规定了有关工厂内部劳动时间、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工资福利等内容，特别是规定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条款。尽管《工厂法》对工人的让步是十分有限的，但马克思从中敏锐地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找到了“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肯定了工厂制度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家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进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当然，《工厂法》没有规定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办法，因而“义务教育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被切实地推行开来。
“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中国化是通过制度化得以实现的。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提出“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的方针，随后教育部于1952年3月18日颁布了三项规程，分别对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为例，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其主要目标如下：一、智育方面：使儿童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和社会、自然的基本知识。二、德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三、体育方面：使儿童具有强健的身体，活泼、愉快的心情以及卫生的基本知识和习惯。四、美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这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已经由理想状态进入操作层面，以后尽管表述方面略有更动，并且时常出现把“全面发展”曲解为“平均发展”或“分别发展”的现象，但其基本内涵一直沿用至今。1995年《教育法》颁布后，更成为国家意志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准则。“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制度化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级各类学校都明确了诸育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并据此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制订考核标准、落实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二是建立了指导诸育工作的党政组织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各育工作的重要政策；三是形成了教育科学的分类标准和基本框架，完善了以“德育论”、“教学沦”、“体育论”、“美育论”等为基础的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

『拾』 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理念

1、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2、教师最大的享受、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觉得自己是学生所需要的，是学生所感到亲切的，是能够给学生带来欢乐的。
3、站上讲台的教师，是合格教师；站稳讲台的教师，是骨干教师；站好讲台的教师，是专家型教师。
4、把一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人才的教师，只能算是三流的教师；把非一流的学生培养成有用人才的教师，才是真正一流的教师。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是因为对非一流的学生的培养获得成功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家的。
5、教师是“介绍人”，介绍学生与学习相依相恋；教师是“打火机”，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智慧火把迅速点燃；教师是“领头羊”，引领学生走进知识的茫茫草原；教师是“味精”，将学生的学习变成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大餐。
6、教师“把学生看作天使，他便生活在天堂里；把学生看作魔鬼，他便生活在地狱中。”
7、如果学生不喜欢自己，是因为自己还不够让学生喜欢，因此，要想有所改变，首先得改变自己。只有改变了自己，才会最终改变学生。只有改变了自己，才可以最终改变属于自己的世界。
8、衡量教学是否失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只要看一看学生通过学习后是更加热爱学习还是厌恶学习。
9、学生崇拜教师，教师不值得炫耀；教师培养出的学生使自己崇拜，教师才值得眩耀。
10、师生关系的最高境界是相互欣赏。惟有这样，师生关系才会水乳交融，并达到教学相长之目的。
11、教师对待学生要用“放大镜”、“反光镜”和“显微镜”：“放大镜”——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反光镜”——摘掉学生的缺点；“显微镜”——彰显学生的个性。
12、一个教师超越其他教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断地超越过去的自己(www.yiqig.com 感悟人生)。教师要不断地超越过去的自己，就要以朴素的感情，调整自已的心态；以奉献的精神，从事崇高的事业；以高超的技艺，展示个人的才华；以不断的追求，提升自身的价值。
13、只教学不搞科研的教师，其教学是肤浅的；只搞科研不教学的教师，其科研是空洞的。
14、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厌恶一个学生就等于毁掉一个学生。
15、“赏识”，有助于学生学习成功；“抱怨”，肯定会导致学生学习失败。
16、对待学生，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向他们负责。
17、爱是教学成功的基础，创新是教育的希望。
18、和学生共同成长，是新世纪赋予教育和教育者的新的要求。
19、“蹲下”一词是多么贴切的词语，只有“蹲下”才能和孩子的视线保持同一水平，才能看到孩子看到的一切，才能从孩子的位置出发去理解世界。
20、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积极地从新课程中寻找“自我”，寻找新课程中“自我”的意义，并主动地把“自我”融入到新课程之中，敢于承担责任，善于解决问题，使新课程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21、和学生交朋友，才能听到他们的心里话。
22、给学生一片蓝天，他们会让它繁星点点；给学生一片绿地，他们会让它春色满园。
23、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
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
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对教师来说,修养是教育的载体,境界是教育的起点,人格是教育的风帆。
24、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课堂教学的最高境界，我们应用“问题”来点燃学生的智慧之火。
25、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
26、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付出的才是真爱。
27、教育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影响孩子终身的大事。
28、赏识就在我们身边，赏识就在我们一言一行中，所以我们教师应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去评价学生，让每个学生在自信中快乐成长。
29、相信人人都有才，才会正确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相信人人能成才，才能找到适合学生发展的好方法、好途径。
30、创新是人的头脑中最敏感的机能，也是最容易受到压抑的机能。基础教育阶段，人的创造性思维火花可能光芒四射，也可能渐渐熄灭。教育既有可能为创新提供发展的契机，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有可能阻碍，甚至扼杀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摧残天资优异而具创造力的年轻人，比鼓励他们开花结果要容易得多。